一个孩子表现出成年人眼中的不良行为，就真的会落得糟糕下场吗？
家长的担忧，在各类戒网瘾学校的网络宣传推波助澜下，变得越来越强烈。不少孩子被送去这类学校，即便他们之中有人确实存在网瘾，也有人仅仅是学业上未能遵循父母意愿，但这些孩子都被父母看作是“失控的，再这样下去就会彻底完蛋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犯罪学研究所所长赵军长期追踪未成年人犯罪状况，他更倾向于从社会学角度剖析此类案件：戒网瘾学校背后，更多的问题源于家庭教育模式和代际矛盾，在互联网技术普及的背景下，这种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站在父母立场’和‘站在子女立场’都无法化解矛盾。法律只能划定底线，家庭教育和亲子互动的问题，并非‘送谁进去坐牢’就能解决的。”赵军谈道。
赵军 图/受访者提供
切莫将孩子的行为病理化
《中国新闻周刊》：戒网瘾学校宣称，能“纠正”网瘾、叛逆厌学、早恋、亲情疏远等一系列问题，您如何看待青少年面临的这些挑战？
赵军：其中有些状况甚至算不上病理或品行层面的“难题”。譬如早恋，它是人成长到某个阶段后的正常情感诉求，也是成人的生活观投射：还在求学，便是早恋；学业事业皆有所成，就不算早恋。其内在逻辑其实很清晰：利益驱动下的功利性限制。
父母初衷是为了孩子好，本身没有错处，但关键在于我们须得思考，“早恋”这类概念是成人社会构建的，不能因为孩子在某个年龄出现恋爱行为，就将其视为心理障碍、精神难题非要“治疗”。
厌学也同理，部分孩子抗拒上学，实际上是对应试教育模式的不满。因此，很多时候，家长的认知需要革新，切莫将情况病理化、等同于犯罪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若家长眼中的某些状况并非问题，那么哪些孩子的行为可能演变为违法犯罪的预警信号，需要家长足够警惕？
赵军：要涉及“界限”的考量，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会不断试探边界。在此期间，家长切莫过度放大这些行为，将其与道德品质相挂钩，例如孩子藏起来抽烟、偶然酗酒一次，就以为是世界末日，这种反应可能导致“罪恶感被放大”，让孩子真的觉得自己成了“坏人”，反而会生出更严重的偏差行为。但是，对于可能引发严重偏差乃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同样不能置之不理。青少年的同伴交往是家长需要关注的重点，比如孩子是否混迹于不良少年群体。在如今网络发达的时期，线上的社交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孩子是否参与了网络犯罪活动。
《中国新闻周刊》：您曾从事未成年人犯罪因素研究，其中家庭环境对孩子犯罪行为有何具体影响？
赵军：我们研究着重于家庭环境里一些相对可控的要素，比如父母的教养方式。
“严父”式管教在我国广受欢迎，许多人认为这是培养人才的有效手段，“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这种理念极端的表达。但我们研究发现，过于严厉的管教，比如当着外人训斥、体罚甚至殴打子女，或会削弱孩子与家庭的情感联结，增加不良交往的几率，显著提高犯罪可能性，属于典型的教育反效果。
这种教养方式产生负面效应的机制有三：
其一，会造成亲子间的紧张对抗，令未成年人削弱对家庭的依附感，乃至对与家庭同一阵线的学校产生抵触心理。在这种情形下，未成年人可能通过不良交往来寻求归属感、情感支持和娱乐，继而走向犯罪。
其二，严苛惩罚会损害孩子的自尊，自尊心越弱，抑郁、焦虑情绪越重，为缓解压力，未成年犯往往采取暴力或异常行为来补偿心理需求。
其三，体罚、辱骂为孩子提供了学习暴力、攻击行为的机会，也会增大他们实施类似行为的风险。
倘若父母能舍弃严酷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小瑕疵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未成年人的犯罪风险在整体上会有所降低。
不过，须要强调的是，《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主流儿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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