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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人张晓风 主办方供图
詹澈的诗歌，仿佛长在台东的田野之间。二十多年务农生涯，他种过梨树，也以另一种方式“种”下诗歌。“梨的甜度我一尝就能判断，大概13度才算及格，12度、11度就不够好，上不了市场。‘种’诗也是这样，写作与耕作其实道理相通。”
吴撇的诗灵感来自另一片土地。福建泉州狮东村出生的他，觉得“生活本身就是诗歌的片段”。“我喜欢田野里玉米的形态，一粒粒像牙齿般咬着自己的命运，抽着须，又在盛夏成熟，似乎藏着无数夏天的秘密。”
诗歌可以在不同的地理故乡生根发芽，却都系着同一个文化原乡。第十一届“海峡诗会”近期在福建三明举行，海峡两岸的诗人、学者及文艺界人士齐聚闽中山水间，赏荷观景、相互唱和谈诗。诗会期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台湾诗人詹澈、张晓风，大陆诗人吴撇、杨碧薇，听他们一起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情谊，回望诗歌的来处，也探索诗歌的去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福建三明，哪一处风光最能触动你的创作神经？
张晓风：如今写作常由一点平淡心绪引发。这次来三明，看见院子里梨树结了果实，随手摘下一颗尝了尝，这件事看似富有诗意，可心底反而涌起淡淡失落。如今果园多实行标准化管理，对比从前在山林间偶遇，敲开农家门讨要果子时的自在悠闲，心境截然不同。活在当下，若能用心体会生活中细微的情趣、微小的情感，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台湾诗人詹澈 受访者供图
詹澈：我大学学的是农业专业，昨天参观现代农业基地时，看到水稻品种培育的场景，感到十分震撼。农业的种子可视为“芯片”，文学的“芯片”就是诗歌，最精炼，也最富内涵。我们掌握着基因种子，从《诗经》一路传承至今，诗歌的基因种子同样在我们手中。我想写的，正是诗歌基因与土地基因之间的共鸣。
杨碧薇：甘露岩寺镶嵌于丹霞地貌的崖壁上，借助天然的孔洞构筑而成，外观十分引人注目。这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他在书中虚构了许多奇特的城市形态。甘露寺如同一座可以承载想象的“看不见的城市”。大自然以鬼斧神工创造出空隙，人又将其填满；人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就在这一凿一填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如果用几种意象来描绘你的故乡，会是哪些？故乡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詹澈：我生于台湾彰化县，后来随家人搬到台东生活。三种意象是执笔、持锄头、望海洋。我认为自己是在“边缘的前沿写作”，台东是中华版图东部最边远的地方，也是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我长期在海水与河水交汇处生活，也种过西瓜，所以我的诗写海浪与河流，写人的劳作，也写人与土地的关联。
大陆诗人吴撇 受访者供图
吴撇：我的故乡是福建泉州的狮东村，背靠青山面向大海，与湄洲湾相连，与莆田共享一片海域。我跟爷爷一起去捡海螺、挖蛤蜊、追逐小螃蟹、采海带……山水的意象从小渗入我的血脉与心灵，最初的海洋意识和山水情怀，就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形成。大海看似无限辽阔，落到个人生命中却具体而微小，故乡的大海或许仅如我额间的一滴汗珠。我将故乡的大海放在身上，放在头颅的高处。大海有盐分，人体内也有盐分，“心中的大海”会与“现实的大海”相互映照。
杨碧薇：一是潮湿的空气，二是被阳光充分晒过的气息。我是云南昭通人，云南给人的影响是对“自我”的坚守，在多元文化中保持自己的位置。在困境中，云南人依然能欢笑、歌唱、跳舞，那是一种面对外界侵扰时，依然维护自身独特性的能力。故乡的“山”也教给我自由的意志，“自由”即为自己设立内心的准则，能够掌控和驾驭它。在我家乡那个小县城里，放眼望去四周都是山。我的视线被群山包围，所以很渴望去别处，是山给了我想要突破山界的勇气和决心，能在诗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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