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学间存着内在的有机互动。一方面，城市生活孕育了文学及文学家；另一方面，文学家对城市的描绘亦参与了城市的塑造。近日愚园读书会首期活动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董丽敏如此阐释文学和城市的关系。
董丽敏认为，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妇女的发现及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新女性既为现代文明的受益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这成了董丽敏以茹志鹃与王安忆母女两代作家的上海书写为载体，探讨“上海之‘芯’”的核心缘由。
从茹志鹃到王安忆
“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董丽敏引用王安忆的经典观点强调，女性并非上海城市叙事的边缘角色，她们扎根弄堂市井、游走城市公共空间，串联起上海的烟火日常与人文气质，是拆解上海城市精神的核心符码。
地域文脉是两代作家书写上海的根基。董丽敏梳理了茹志鹃、王安忆与愚园路愚谷邨的深厚羁绊。
“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作为上海知名的百年历史风貌街区，愚园路沉淀着海派人文、红色记忆与市井烟火，是读懂近代上海城市迭代的核心文脉载体。愚园路上的愚谷邨，不仅是上海新式里弄的典型代表，更是近代上海的重要红色阵地，其121号曾为1944年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联络点，见证了上海近代风云变幻。
董丽敏
1974年底茹志鹃入住愚谷邨65号，在此居住24年直至离世，此地的市井烟火、邻里百态深深浸润其后期创作。
王安忆从安徽插队返沪后，也在此居住数年，愚谷邨的里弄格局、日常风物、市井人情，成为她日后书写上海市井图景的核心灵感来源，更是其经典作品《长恨歌》的核心场景原型。
茹志鹃：“农村包围城市”的书写
祖籍杭州、生于上海的茹志鹃一生历经颠沛，幼年丧母、父亲离家，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还曾短暂入住孤儿院，坎坷的童年经历造就了她文字中独有的温情底色。1943年，茹志鹃投身新四军开启文学创作，1955年转业入驻上海作协，历任《文艺月报》编辑、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成为其里程碑式作品。
董丽敏指出，茹志鹃的创作始终秉持“农村包围城市”的创作逻辑，将革命战争年代的情感经验，转化为对社会人际建构的思考，着力探索新时代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全新形态。
茹志鹃家喻户晓的《百合花》曾被茅盾评价“结构细致严密、富有节奏感，由淡而浓、意蕴深远”。小说以中秋总攻为背景，以百合花被子为意象，串联起通讯员、小媳妇的纯粹情谊，打破了传统英雄形象的刻板塑造。
“茹志鹃独创‘同志弟’这一称呼，将宏大的革命同志情谊日常化、伦理化，让崇高的革命情感变得可亲可感。”董丽敏认为，这种介于亲情、友情与革命情谊之间的纯粹情感，正是茹志鹃对新社会人际关系的美好期许。
首期愚园读书会
茹志鹃创作上发生巨大变化，是在新时期。在《剪辑错了的故事》中，她写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草原上的小路》则讲到了爱情的变异。“茹志鹃已经意识到了经过历史的沧桑变幻之后，很多珍贵的东西都在消失，但她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一种纯粹的感情存在，这也是她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召唤。”
在《儿女情》中，茹志鹃塑造的主人公田井是学校里的书记，但她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和说一口软和的上海话的“妖精”汪稼丽在一起。董丽敏表示，“可见上海人在1980年代初期，在茹志鹃的心目当中并不是好的一个形象。汪稼丽这样的现代女性，对茹志鹃这样革命年代过来的作家来说，代表着危险和腐蚀性。”但《儿女情》中的田井也很难保持自己的初心，而是将为儿子谋出路作为自己的目标，“那种高远的理想主义的东西，曾经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就被空洞化了。”
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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