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十三日，临安城被深秋的阴雨笼罩着。大运河水面泛着灰浊的波澜，城门口的行人紧裹着衣裳，行色匆匆，谁也没有留意到一顶不起眼的小轿沿着御街向北缓缓行进。轿子里端坐着一个面色沉静的中年男子，身形高大，眉宇间却藏不住连日来的疲惫和忧愁。他就是南宋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担任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的岳飞。几天之前，他还以为这次回京不过是例行述职，过不了多久就能重返庐山脚下的草堂，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日子。他做梦也没想到，一旦踏入临安，便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
三个月前，他还站在郾城大捷的战场上，亲眼看见金军的精锐“铁浮屠”“拐子马”在岳家军的长刀下溃不成军，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汴梁城头的宋旗在迎风飘扬。朱仙镇告捷的捷报快马加鞭送往临安，他在军帐中对着地图通宵达旦，盘算着“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的北伐计划。可是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十二道金牌从临安飞驰而来。他清楚明白，这不是皇帝在催促他进军，而是皇帝在催他退兵。他向东再拜，涕泪交流，那一句“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悲叹，至今还在他喉咙里滚动。他率军南归的路上，百姓拦道痛哭，他含泪说：“吾不得擅留。”一句话，将收复中原的希望彻底断送。
回到临安之后，他被提拔为枢密副使——表面上是升官，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但副使不过是个空衔，真正掌兵的枢密使是韩世忠、张俊等人。岳飞心里清楚，皇帝不再信任他了。八月，他以“母病未愈”为由，上书请求解除兵权，回到庐山闲居。宋高宗准许，他带着长子岳云、次子岳雷悄然离开临安，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家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隐居生活。院中种了些菜蔬，墙角养了几只鸡鸭，邻居见他穿着粗布短衣在田间除草，都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位横扫中原的岳少保。
可是，京师的风云并没有因为他隐居而平息。绍兴十一年的秋天，宋金和议进入了最后阶段。完颜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直白地写道：“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对金人来说，岳飞是心腹之患，是唯一能让他们闻风丧胆的宋将。只要岳飞在世一天，金国的铁骑就不敢轻易南侵；只要岳飞在世一天，南宋的北伐就有可能重新发动。而对宋高宗赵构来说，杀飞与否其实早已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的皇位来得并不光明——“靖康之变”中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他是在群臣拥立下仓促即位的。倘若岳飞真的北伐成功，迎回徽钦二帝，那么他这个“代理皇帝”该去哪里安放？这个隐痛他从不宣之于口，却在每一个深夜反复思量。秦桧深谙此道，他明白皇帝内心最阴暗的恐惧，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份恐惧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于是，一场周密策划的构陷悄然启动。九月，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张俊——这位与岳飞、韩世忠并称“三大将”的同僚，却因嫉妒岳飞的战功而倒向了秦桧。他指使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王俊，伪造了一封密信，诬告岳家军统制张宪与岳云密谋，企图以武力迫使朝廷归还岳飞兵权，进而“谋反”。这封诬告状写得极为巧妙，半真半假，有细节有时间有人证，唯一的问题在于：那封作为“物证”的书信，后来在审讯中“已焚烧了当”，再也找不到证据。但秦桧要的就是一个“师出有名”，至于证据真假，根本不重要。
十月十三日，大理寺接到秦桧的密令：立刻逮捕岳飞。负责抓捕的差官是杨沂中，岳家军将领中排行第十，岳飞平日称他“十哥”，两人关系不错。当杨沂中带着一队人马出现在岳飞庐山草堂门前时，岳飞刚从菜园里回来，满脚泥巴。他看见杨沂中身着官服、神情严肃，心头一沉，却强装笑容问道：“十哥，此来何事？”杨沂中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支吾道：“无事，叫哥哥。”岳飞定定地望着这位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半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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