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自主引入西方古典已逾百年，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学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中国，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这两个时间跨度，恰好标志着西方古典进入中国的两个阶段：晚清民国的前一阶段与八十年代以来的后一阶段。若要从整体上考察进入中国的西方古典及其走向，首先需将这两个阶段并置，共同纳入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之中。
两种文化的交融，并非停留在表面上的交流，必然会更深入地实现融合，由此激发出此前不曾具备的创造力。当下流行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只限于相互理解，通过两种文化之间的彼此沟通或比较异同来认识对方。这种情形如同物理反应，双方还是原来的样子，有如两位母语非英语的人借助英语来介绍各自的文化（而这往往正是此种交流的实际操作方式），只能让对方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自身却没有深层次的改变，两人之间仍旧保持着某种距离。文化交融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好比化学反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如两位母语非英语的人不借助英语，反而熟稔对方的语言，通过对方的语言逐步深入理解对方的文化，由此反观自己的文化，给生长于这种文化的自己带来深刻的变化，两人之间产生心有灵犀的亲近之感。或许文化交流是交融的第一步，但若止步于此，有可能阻碍甚至背离交融。因为文化交流要求客观对待另一种文化，将其当作认知的对象，以获取客观知识为目标；而交融则不必然基于对另一种文化精准客观的理解，而是要取其活泼泼的精神来滋养自己，让自己发生根本变化，创造出一个新的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交融，王国维曾用“化合”一词来形容。据他所言，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中西文化的化合。前一次始于汉魏之际佛教入华，西来的佛教（近西之学）在隋唐兴盛却独立发展，直到宋明才完成与中国文化的化合，佛教对儒家和道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但也逐步与之融合，中国文化遂形成儒释道的三重结构。宋明以后，佛教的化合之力已然式微，但明末清初，又有“第二之佛教”即西学（泰西之学）到来，此后也只有西学才能冲击“儒释道”的中国文化主体，才能与中国文化逐步融合并重组中国文化的结构，这便是继佛教之后的新一轮化合（参见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收入《静安文集》）。然而，关于西学（泰西之学）入华，王国维所言略显笼统，还可进一步根据西学性质不同的两个源头（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将这新一轮的化合按其主体部分（基督教西学或古典西学）再作细分：第二次化合始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入华，传教士引入基督教西学（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医学甚至一部分古典西学，但都围绕基督教西学并为之服务），虽已开始得到部分中土人士的响应，却遭中断，未及发生真正的化合，待到清末又昙花一现，如康有为取基督教与儒学化合成孔教，也不免归于失败；自晚清民国以来，国人开始不遗余力地引入古典西学一脉的现代西学，是为第三次化合之始。
晚清迄今的百余年里，国人自主引入的西学，偏重文艺复兴以降的（近）现代文明及（近）现代西学，但也渐渐深入古典文明及古典西学（基督教西学基本上被边缘化）；而这一次西学入华的历史时刻也同样处于中华文明自身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捩。因此，西方古典的引入不仅牵涉西方古代和现代，同时也牵涉中国古代和现代，或者说联结起它们之间的四方关系，此即所谓“古今中西”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往往被简化成“中西”抑或“古今”，时而突出“中西”，时而强调“古今”，时而用“中西”涵盖“古今”，时而用“古今”取代“中西”，如此等等，皆未能充分展现出“中西古今”的全部可能性。
晚清民国时期，国人看待这四方关系，主要基于对西方古今文明所持的两种观点。其一为“延续说”，此说从现代西方文明之强盛立论，认为现代西方源于古代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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