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教授所著《中国文学史》（Routledge，2023年版）的第八章第四节，题为“Bo Juyi, Yuan Zhen, and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第153页），对应中文版为“白居易、元稹与新乐府诗歌”。
该书的中文译本由黄湄承担，由东方出版中心于2024年出版。
张教授在该章中分析指出：
白居易的诗歌常常先对描写对象进行鲜活的呈现，然后以文本内容为基础，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展开对比。不过多次重复同样的对比手法，导致部分作品讽喻意味减弱，显得说教色彩过浓，结尾道德呼吁也过于直白。他有意采用质朴直率的语言，这对扩大诗歌的传播范围起到了积极作用，让诗歌更加贴近大众，但也可能造成表达直接，缺乏暗示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引自《中国文学史》）
这段论述可以这样理解：
白居易作品通常对叙述对象加以生动描绘，诗文结尾则从道德、政治角度与内容形成对比。但由于这类对比结构反复使用，致使部分诗作失去讽喻功能，因为说教倾向过于显著，结尾表达道德主张也太急切。此外，他采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虽然在传播上效果正面，让诗歌广受欢迎，但也可能使表达过于直露，缺少含蓄和深邃的意趣。（黄湄译文，见于《中国文学史》第237页）
所谓effectiveness，意为“效力”；suggestiveness，大致可理解为（作品的）“内蕴”。
张教授原文中提及poems lose their effectiveness（未具体说明efficacy所指），黄湄译为“有些诗歌失去了应有的讽喻效果”。中译本加入“讽喻”二字，是否符合张教授原意？推测译者在翻译时参考了中唐白居易（772–846）为自己诗歌作品定名的“讽谕诗”概念，因此借用了“讽谕”一词。
实则，张教授英文著作中并未为“讽谕诗”设定专门英译名称。
白居易在江州任职期间，曾亲自编选诗集十五卷，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后来《白氏长庆集》的编纂工作由元稹负责，仍然沿用这四类分类法作为白氏诗作的基本归类。
全部新乐府作品，都被归入“讽谕诗”类别（《白氏后集》编成后则按格律分类编排）。
“讽谕诗”此名未见于张教授的英文版文学史，故黄湄的中文译本中也没有“讽谕诗”字样。黄湄将a moral lesson译为“含有道德讽喻之意”（中译本第236页可见此译法）。由此可见，黄湄在翻译时不排斥使用“讽谕”。
张教授《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对这一概念的处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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