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要实现长期繁荣，关键还得靠自身发展出成果，形成循环往复的良好态势。短期的消费提升或许能靠政策推动，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作者丨关不羽
最近，商务部联合其他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把目光投向了县域区域，特别是线下的消费活动。
这份文件提出的措施相当详尽，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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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里列出的十八条具体行动中，既有关于土地资产盘活、商业设施改造的基础设施建设类政策，也有引导产业向县域倾斜的政策，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配套措施，也就是所谓的“专用资金”。
“产业政策+基建投资+资金支持”这一组合拳直指县域经济，其政策力度之大，让人想到了十几年前那场大规模的城镇棚改政策，那次政策有效地激活了下沉的房地产市场。
有多少县域地区能够承受住这巨大的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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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高端市场还是下沉市场，消费的增长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县域经济在全国GDP中占据了将近四成，这个比重相当可观。消费的增长能够带动县域经济的活跃，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贡献无疑是显著的。而消费增长的核心要素是人口。
从理论上说，我国的县域并不缺少人口。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有1800多个县域（包括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不包括市辖区和功能区），县域的总人口大约是7.48亿，平均每个县域的人口达到39.9万。
但实际情况是，县域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常住人口超过80万的县域有208个，这些县只占总数的11%。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县域是常住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县。
人口数量多的县域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江苏省和山东省的县域平均人口规模最大，分别为94.6万和70.95万。而西部地区的县域平均人口只有26.94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57.84万。即便考虑到四川盆地、关中平原、广西这些人口密集区域的影响，西北地区人口少于10万的县域也比比皆是。像这样低的人口数量，消费增长的潜力确实有限。
人口数量的上限决定了消费增长潜力的天花板，即便引进再多的连锁品牌、更新再多的商业设施，也无法突破由人口基数造成的消费上限。
此外，很多县域的人口正在外迁。
今年7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胡小武、皮元奥、胡宇琦带领的课题组发布了《中国1865个县域人口变迁报告》，这份报告整理了2020年到2024年全国28个省份（不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港澳台地区）1865个县域的人口变动数据。结果显示，87%的县域人口出现净流出；而人口净流入的县域，占比仅为13%。
从省级的角度来看，2024年纳入统计的28个省份中，只有浙江和新疆的县域平均净流入率是正值。
▲浙江义乌（图/CFP）
浙江作为一个老牌的经济强省，制造业基础雄厚，县域人口的净流入主要是市场因素在起作用。而新疆的人口净流入则受到口岸、能源、重大工程以及政策资源投入的影响，其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
总的来说，一些县域地区的消费市场虽然表现活跃，但缺乏坚实的人口基础。即使政策大力支持，大量资源的引入可能在短期内看到效果，但效率不高，“时效性”也难以持久。
过去下沉市场和基建市场的一些经验教训表明，一旦政策力度过大，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合市场规律，不仅浪费资源，还可能引发财政和金融风险。
毕竟再优质的商业设施也需要有人使用，才能发挥出促进消费的作用。人流量少的商场和车流量低的高速公路、空置的楼盘，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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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出台促进县域消费的政策，肯定不是盲目行动。近年来县域消费的统计数据确实显示出增长的势头。
官方给出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增长达到了2.4%，这个幅度比城镇高出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在社零总额中的比重已经提升到39.1%，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3个百分点。
既然数据表现不错，政策顺应这个趋势、加强推动，是合乎情理的。不过，也需要注意政策的强度。乡村消费增长的数据之所以表现良好，原因比较复杂，既有长期结构性变化的因素，也有政策推动的短期效果，需要仔细分析和区分。
例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城安家立业，带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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