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群雕（人物从左到右依次为：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雕像位于通道转兵纪念馆主广场） 贺仁寰 作
“万万火急”——
一份泛黄的红军电报送展于通道侗族自治县恭城书院，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内，这份手抄电报稿边角微卷。电报上的日期为12月12日，落款是军委。
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顺序：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
“万万火急”，为长征途中中革军委发出的最高等级电报。电报发出后次日，行军路线指引疲惫的红军将士转向西方，成功甩掉了敌人预设的碉堡封锁线。
通道的胜利由此开启。
一
清晨时分，罗蒙山在白雾缭绕中显现轮廓。山脚下一片青砖灰瓦的侗族建筑群迎来首批参观者。
这座北宋始建的恭城书院，宛如饱经风霜的老者，向后来者娓娓道来一段扣人心弦的往事。
1934年那个寒风凛冽、雨雪交加的冬天，历经湘江苦战的3万多名红军将士翻越高耸入云的老山界，抵达通道县境内。
陆定一的散文《老山界》叙述，老山界最险峻处“近乎九十度垂直的石梯，仅容一人通行，旁边紧邻悬崖”。
连番苦战与艰苦跋涉，将士们疲惫不堪。追兵逼近，形势紧迫，处于命运抉择点的中央红军亟需迅速确定行军方向。
恭城书院一间陈设简单的屋内，几件黑褐色的木制桌椅重现当年会议场景。
会议过程仓促，未留下任何原始记录。一切细节，仅存于7位与会者的记忆里。因此，长征胜利后多年，这场会议鲜为人知，甚至有人质疑通道会议的真实性。
1971年，邓颖超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审查党史陈列时，对工作人员的疑问作出回应：“上次你们询问的问题，回去询问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表示，确实召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
而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困境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了会议的详细过程。
会议既快又短，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在通道停留仅一天，与会者便匆匆离开。
军情万分火急。
二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跳动的火苗映照出3个瘦削的身影。
三人中，有两人躺在担架上：一人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恢复；另一人腹部被敌机炸弹击穿，伤口尚未愈合。
尽管体弱多病、行军劳累，但三人讨论愈发热烈。
他们正是毛泽东、张闻天与王稼祥。谈话内容，围绕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系列败仗。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中央红军主力有8.6万余人。湘江战役惨烈，过江后红军仅剩3万余人。毛泽东坚定主张：“必须分析失败原因！”
惨败引发巨大震动。巨大牺牲动摇了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领导根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积郁的情绪，在红军将士心中激烈翻涌。
聂荣臻讲述：“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思考党的路线及领导问题。”
担架上的对话，成为改变历史的序幕。沿途，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深入剖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屡战屡败的症结，回顾长征途中“逃跑主义”“搬家主义”造成的严重损失。
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并非易事。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王稼祥最初同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但在中央苏区参与党和红军领导工作后，脱离了莫斯科的面包牛奶，亲身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直面反“围剿”的硝烟，他逐渐认可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议题为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讨论是否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军事及是否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王稼祥直言支持毛泽东：“大敌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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