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遐龄教授与束景南教授是早年复旦同窗。虽分属不同院系，两人仍常就学问往来探讨。束教授先后在苏州大学与浙江大学任职执教，即便相隔两地，两位先交友情亦会在学术会议或学生答辩时交流治学心得。现刊发的谢教授讲话，出自于“从朱熹到王阳明：束景南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阳明诗赋编年笺证》新书发布会”的现场。谢教授不仅深情追忆了束教授的求学往事，同时也对束教授的著作进行了精准的评析与阐释。
谢遐龄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
束景南先生，是我的挚友。当《阳明大传》初版面世时，我曾受邀赴杭参与首发仪式，却因日程调整未能成行，自此竟再无缘相见，实为憾事！束兄与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同于1978年自南通考至复旦。他求学时极度勤勉，虽学习于中文系，却在硕士生三年间就在《哲学研究》发表两篇论文；我们哲学系研究生无有一人在该刊发文，因此胡曲园主任对他格外赏识，邀其转入哲学系任教，只是因当时配偶安置政策未能成事，老先生颇为可惜。后来他到杭州任教，我在复旦攻读中国哲学史博士，因处理学生学业事务，常有书信往来，实为君子之交。
景南兄的学问，我始终深为敬重。他硕士毕业十年后出版的《朱子大传》曾引起广泛关注，随后发表阳明系列研究，与北京陈来形成双璧，堪称当代宋明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成就已成共识，在当前AI发达的环境下，网络搜索即可了解，无需多言。笔者只想补充一句：两部大传（《朱子大传》《阳明大传》）、两部年谱长编（《朱熹年谱长编》《王阳明年谱长编》），堪称恢弘巨制，必将流传久远，惠及后世学者。
自北宋张载、程氏兄弟至周敦颐，理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思想史的新篇章。汉代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民众蒙昧无知，需通过教化培养向善之心。宋代则主张万物本具善根，教化即是唤醒本性。启蒙，就是要启迪民众走出蒙昧。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核心有两点：一是天理，即仁义礼智；二是人性，是上天赋予人的天赋本性，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这构成了打破孔子“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语录的理论基础。其核心观点是将《中庸》“天命之谓性”解读为上天将仁义礼智赋予人在出生时便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汉代儒者论天道，沿袭孔子“四时行百物生”的思路，认为仁义礼智蕴含于五行之中；程朱便将理从气中提炼独立存在，并落实为人性。就天道而言，他们虽未能阐明何以天具道德属性（但恰恰可以解释宇宙大爆炸），论人性则颇为圆通。从大程子谈到发现天理时的得意神态，不难想见他们确有深刻体悟，此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光时刻。这无疑是一项伟大发现。不过，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很难认同人生来就拥有完备的仁义礼智，那么其学说真正伟大之处何在？
这种被称作天命之性的存在，也可称天理、仁义礼智，被视为每个人都共有的本质。既是个体性的体现，又是普遍性的象征，因此可成为社会整体的属性，或是文明体的表征。天理意味着至善，因此是文明的核心价值。既然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却又不等同自然或社会存在，这就揭示出另一种存在形式——可称为文化存在。由此可见，宋儒的天命之性学说，意义在于发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存在。
何谓启蒙运动？当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存在产生自觉，并把这股觉醒之力推广至全体民众——既然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因而都有觉醒的可能；再加上所有人共享同样的仁义礼智，这便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种观念与当代政治思想具有内在联系（这是理论体系中的固有预设）。继承并弘扬宋明儒者的启蒙精神，是我们研究宋明道学的使命。同时，也要突破其局限，修正其错谬之处。
依照现代认知，人生来就不可能禀赋仁义礼智。因此，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天命之性即仁义礼智的预设，便不成立。现代知识可以承认人之存在具有仁义礼智的维度，称之为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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