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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召开那年，出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竟有两人在众人面前直接反对毛主席意见。这两个人是谁？为何要反对主席？
关于这事，过了五十年才公布于众，当年情形鲜少有人知晓。直到1985年，一位八十老翁临终前，才道出这段亲身经历。老人是陈云，遵义会议亲历者，也是全程见证者。
1934年冬日，红军处境艰难。出发时八万大军浩浩荡荡，一路应付追堵、日夜征战，减员严重。冲到湘江边时，仅剩不到三万。五万将士长眠征途。江面漂浮着战士遗体，江水被染成暗红，幸存者腿软发颤。
队伍怎会打这么惨？归根结底，不懂军事的外行指挥内行打仗，把队伍坑苦了。
当时红军军事大权实际在两人手中。一是博古，党的总负责人，留苏高材生，马列经典滚瓜烂熟，却不懂打仗。二是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此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对中国的山川河流一无所知，却对着地图画圈圈发号施令，实在匪夷所思。
李德的打法就一个字："刚"。修碉堡、挖战壕、硬拼装备火力。
细想，红军硬拼消耗，岂不是拿鸡蛋碰石头？根本没法比。
国民党有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弹药用不完。红军开枪都得数着子弹，兵力更悬殊，几十万敌军轮番冲杀，红军一仗就折损许多，根本无法补充。
其实毛主席早就摸索出适合的打法，主张运动战、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套方法不是纸上谈兵，在井冈山和前几次反围剿中早已验证，确实能以弱胜强。
但李德瞧不上这套，觉得不够“正规”，博古又深信不疑，把所有军事指挥权交给了这个外国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危在旦夕，红军被迫长征。路上，博古李德又搞大搬家，锅碗瓢盆、印刷机器全带上。几万人走得像蜗牛，追兵紧咬不放。
湘江一战，就是瞎指挥的恶果。
三万残兵退到贵州，个个士气低落。身后十多万追兵喧嚣震天，眼前是重重山脉、蜿蜒河流，危机四伏。全军上下都在想：再这样下去，都得交代在这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意义重大。
会议地点是遵义老城一间小楼，参会者都是党和红军核心人物。这场会议就像公司破产，所有股东高管聚首，讨论一个议题：到底谁在瞎搞？怎么救？
博古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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