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版团队公众号设有“接力写作计划”栏目。之前有个人或团队的“日接力”和“周接力”方式，今年转为个人“月接力”：选定某月围绕特定主题撰写系列文章。比如今年4月，作者是浙江嵊州的吕群芳老师。她身兼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家以及阅读推广人等多重身份。
由于“国际儿童图书日”（2日）紧邻“世界读书日”（23日），使得4月比平日更添几分“阅读味”。对吕老师来说，4月谈论“阅读”，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她的接力写作，从讲述个人童年阅读经历起步：“一个不怎么爱玩的笨小孩，幸好有书本相伴。”
借鉴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二月，墨水足以痛哭”，我在吕老师系列文章的“引言”里写道：“四月，阅读足以破晓/四月，阅读足以收集新绿/四月，阅读足以分享年度炊烟……”思绪未尽时，又冒出一句：“四月，阅读足以构建自己的反义词。”
我确实运用了修辞手法。不过，“反义词”这个说法相当精准地表达了我的阅读理念：阅读既能给人正向指引与激励，也能提供侧向提醒和思维延展；同时人在阅读时必须锻造一个审视者，可以说，阅读就是自我觉醒，阅读即是与自己的苏格拉底相遇，一次次接受他的诘问与拷问——这种逆向剖析，会赋予人思想之衡和更强大、更坚韧的精神韧性，至少能让人领悟多一个视角、多一种思维模式，用来看待世界、看待时事、看待自身。
我是领教过的。这个领悟源于王鼎钧先生（1925— ）的“回忆录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书中记述，1942年至1945年期间，王鼎钧先生就读于李仙洲将军创办的成城中学——这所学校由曾任小学教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李仙洲将军创建，专门招收山东流亡青年。书中写道，“那时我们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我们只知道希特勒独身、苦行，无私产，疯狂地爱他的国家”；他还提到，有个同学，“练过功夫，打过游击，书包里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甚至，这位同学“掌握着特殊情报”，指的是二战战场上德国士兵的视死如归和英美士兵的贪生怕死。
坦白说，确实见识短浅。若非读到王鼎钧先生的这段回忆，我绝不会想到纳粹宣传曾经如此深入地渗透到远东地区；更不会想到在日军军国主义铁蹄蹂躏下那一代人，曾经“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后来阅读《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约翰·B.亨奇著，蓝胤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书中提及，纳粹宣传机器致力于“传播纳粹的种族理论和德国人的战无不胜”，“纳粹宣传部长大量借助好莱坞流行电影中的模式化形象”，比如“流氓和交际花”，来宣传“美国人的资本主义贪婪和知识缺陷”，“贬低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民”，“各种模式化概念在欧洲占领区广泛传播”，另外，“由于与德国的长期贸易联系，加上德裔移民，拉美地区似乎特别容易接受纳粹宣传的传播”。等等这些论述，让我心情复杂不已。
作为出版业长老，德国在许多图书领域一直扮演世界引领者的角色。二战期间，随着占领区不断扩大，纳粹德国得以攫取更多出版生产原材料和半成品，并将这些地区开发成新兴图书市场和宣传据点，在历史、文学、艺术、传媒等领域灌输纳粹思想与理念。《作为武器的图书》特别引用《纽约时报》记者麦考密克的观点指出，“现代生活问题（即信息过剩——引者注）严重阻碍才智发展并削弱意志”，导致精神麻痹，“以至于数百万人放弃思考，将判断权让渡给‘另外某个人’”，而希特勒正是“主要且可怕的‘另外某个人’”。这就是纳粹价值观能迅速成为“欧洲思想”一部分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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