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并不等同技术，咱们来谈谈科学的本真面貌。”8月17日，《科学乃自由之路》新书分享活动在上海静安图书馆举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就科学精神的缘起与内涵、过往人们对于科学的系统性误区，以及自由探索与基础科学的深远意义进行了演讲。
吴国盛的新著《科学乃自由之路》近日经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全书涵盖演讲、访谈、短论书文三个部分，借由科学史上的诸多有趣故事为切入点，剖析大众对科学普遍存有的误解。
8月17日，《科学乃自由之路》新书分享活动在上海静安图书馆举行。
“科技不分”：一个系统性误区
“中国人爱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那便是‘科技’。”吴国盛指出，“当你提及科技时，你脑中想的是技术，结果科学就被遗忘了。”他注意到，中国人虽常提及科学，但内心其实并未给科学留有位置。“我们拥有的唯有技术的地位。”
此类误解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从20世纪初的科学救国论，到后来的科教兴国，乃至民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人对科学的推崇始终浸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为何我们要从事科学？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提高GDP，提升经济增长率，实现富国强兵，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你考虑的皆是技术之事。”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在技术应用领域实现了长足进步，然而现代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根植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人工智能基于Hinton的深度学习理论，计算机网络源于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电力及化工则依托电磁学与化学。
《科学乃自由之路》
自由：科学精神的根本
吴国盛追索了“科学”一词在中国的传入脉络。科学二字系19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所创的译名，1895年由康有为引入中国，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后方逐渐普及。他援引梁启超、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的讨论说明，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传统。
“四大发明、张衡地动仪、祖冲之圆周率仅为局部、个别性的成就，未能造就持续进步的科学传统。”吴国盛看来，中国古代技术确实发达，诸如陶瓷和丝绸，西方人极难摹仿。然技术发达并不意味科学发达。吴国盛提及，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为何现代科学未诞生在中国？）时未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使中国人偏爱“古代科学发达”的说法，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古代中国缺少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科学传统。
吴国盛进一步将科学精神与自由相联系。他阐明，自由并非中国文化的固有观念。严复当年翻译liberty时苦苦思索半载，创制了“群己权界”作为译名，却未能传播开来。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优先、个体从属。西方文化则始终推崇个体的独立自主。”吴国盛通过自我介绍进行对比。中国人相遇初谈“免贵姓吴”，再提工作单位和籍贯，“这三句话便足以拉近彼此距离，构建关联。但我们从不探讨‘你’的背景。”而西方人相遇，“大家好，我叫某某，这就是我的名字，我的ID。”
“科学起源于‘自然的发现’——笃信万物俱有内在的逻辑。”吴国盛指出。希腊人因此构建了一套以推理演绎为特性的知识体系，其宗旨并非实用，而是“激发人本身内蕴的理性”。“希腊人以为理性是人性之基础，研习科学是为了涵养人性，成长为真正的人。这与儒家视仁爱为人性根本、须激活爱心以成为君子，形成了深刻对比。”
分享会末尾，吴国盛将视角转回当下。他强调，过去中国处于追逐型科技阶段，可追随他国学习，无需探究科学的根本。但现今中国已迈入科技前沿，对科学根本的理解显得尤为尖锐和重要。
吴国盛回望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困境，竺可桢曾倡导“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可惜那时救亡的重任在前，无暇他顾。而今，“若依旧持守功利主义的科学理念，那么科学便与中国无缘”。吴国盛强调，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观念问题，诸如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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