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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餐馆,胆子可以再大一点

来源:丹巴新文网
龙餐馆,胆子可以再大一点

《欢迎来龙餐馆》(以下简称“龙餐馆”)上映以来,赞扬之文已颇多。它优秀在何处,众人论述已足够充分:不偏袒的悲悯,食物对抗战火,给予美军士兵人性化刻画,这些观点都成立的,我也认同。

《欢迎来龙餐馆》海报

因此,本文只探讨一件事:这部电影未能抵达的境界。

反战是基础,却非终局

影片的立场可归纳为“无义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论谁在战斗、为何战斗,承受苦难的总是普通人。这个立场真挚、动人,但它存在一个关键的省略:无法区分反抗者与侵略者。

片尾字幕指出,全球近20%的儿童生活在冲突影响之下。问题被提出,接下来又如何?电影停留于悲悯,并未进一步深化。同样是拿起武器的孩子,有的被摧毁,有的站起来反抗,这两者不能混同为同一个“反战”的类别。若不加以区分,侵略者和抵抗者就变成了同类,战争被抽象成一个从天而降的灾难,如同地震台风,没有源头,没有责任方。

这种反战走向最终,连反抗本身也一并否定了。

《北京青年报》在评价去年的《反人类暴行》时,用了极为恰当的描述,“消极和平主义”,这五个字恰是《龙餐馆》的局限所在。导演在访谈中坦言初衷,希望观众看完能好好吃饭,并感激身处和平的国家。这个愿望是真挚的,电影确实也实现了。只是这个愿望的落脚点是珍惜与满足,它不关注那些尚未享有和平的人们该怎样应对。

回顾影片中展示的因果链条,美军的极端行为,也都有其创伤的根源:托尼最好的朋友死在七岁孩童的枪下,军官摩根全家在911事件中遇难。而影片提供的解决方案只有一种,那就是徐福的厨灶。美军传播仇恨,中国人传播饮食,这个对比虽然感人,却也显露出框架的边界:全片没有一个角色是“为某种信念”而战的。老扎和“校长”为复仇而战,美国人也是出于复仇之心。

“为何而战”这一问题,中国人七十多年前曾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提出。朝鲜战场的战俘营里,志愿军向美军战俘发问:你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为谁而战?战后留在中国的美军战俘温纳瑞斯回忆,志愿军战士都有明确的战斗目的,为解放受压迫的人民而战,因此比其他军队更显伟大、更勇敢。一位美国战俘亲身说出对手的战斗动机。美国大兵们无法承受这样的追问,因为他们那场战争本身也无法承受这样的追问。

《欢迎来龙餐馆》剧照

影片中其实存在这一问题,并安排了人物进行回应。“校长”面对拷问时,所说的“祖国”,他在学校里接受的完整动员话语是:人民会铭记你们、敬爱你们,奔赴前线,胜利属于我们。这就是“为祖国而战”的答案,可惜它从将儿童用作炸弹的人口中说出,正当性瞬间瓦解。老扎的仇恨有着完整的根源,但他将汽车炸弹驶入清真寺停车场,炸死的不只是美军,还有六名平民,其中之一是个五岁的孩子,他的正当性也随之消逝。

由此,影片呈现出一种局面:“我是谁,为谁而战”这一核心问题被提出,但银幕上的所有现成答案都失效了。美军的答案是虚假,“校长”的答案是个骗局,老扎的答案是复仇,徐福置身事外,因而没有答案。这或许反映了今天伊拉克的现实,那个民族可能确实尚未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但电影并非纪录片。即便让一位伊拉克人真诚地回答过这个问题然后失败,影片的层次都会截然不同。观众见证那个答案存在过,它的失败才成为悲剧;若它从未存在,剩下的就只是绝望。深刻的绝望与完整的悲剧之间,仅差这一步。

这一问题,中国影视作品曾探讨过

《功勋》开篇的《能文能武李延年》,1951年,朝鲜战场,战士小安东成为逃兵。《龙餐馆》用整部电影呈现的“普通人的恐战反战”心态,正是李延年开场十几分钟所面临的情况。小安东被抓回来,本应处决。《功勋》的故事里,李延年没有讲大道理,他讲述了小安东和一个叫二妞的姑娘的故事,然后向全连提问:我们在此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为了让千千万万个二妞,不再流离失所,不再担惊受怕。逃兵最终得到赦免,从此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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