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
战国秦汉年间，云南境内分布着滇、昆明、徙筰、哀牢、句町、劳浸、靡莫、漏卧、巂等形形色色的“西南夷”族群。这些族群彼此往来、相互学习、文化交融，共同孕育出辉煌的青铜文明。从“西南夷”到“益州郡”，众多云南收藏单位的珍贵文物，诉说着云南青铜时代的岁月痕迹，呈现着中华文明多元融合、一体发展的壮阔历程。
《史记 ·西南夷列传》中载有：“滇王离难被逼降西南夷，举国归顺，请求朝廷派官员入境。于是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让其继续管理民众。”《史记·平准书》也言及：“汉廷连年征战三年，平定羌族，消灭南越，将番禺以西至蜀南地区设为十七个初始郡县，并按当地习俗治理，不征税赋。”
近些年，随着河泊所遗址众多封泥和简牍的发现，汉王朝治理云南的细节逐渐清晰。西汉时期，朝廷册封滇王，采取“按其旧俗治理”的政策，同时设立滇相等管理机构；东汉时期，在军事威慑之余推行“德政”，着力推行教化和儒学，通过察举孝廉、兴办学校等手段“逐步改变其风俗”，并借重地方豪族“南中大姓”协助管理。
2008年至2024年，滇池东南岸区域先后揭露了十余处青铜时代遗址，随着“滇国相印”封泥、“益州太守章”封泥等大批简牍、封泥和大型建筑遗迹的出现，河泊所遗址被初步认定为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滇王相印”封泥
两汉
长2.5厘米，宽2.5厘米，高1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滇国相印”封泥
西汉
长2.8厘米，宽2.5厘米，高0.8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封泥被视为“泥封”，与邮传事务紧密关联。书信寄出前要进行封缄与登记，用绳捆扎，在绳结处敷上黏土，加盖印章，以防止被人私拆，这就是封泥。
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达1800余枚，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官印封泥，其次为私印封泥。涵盖益州郡24县中20个地名封泥，如“滇国相印”，以及越巂郡、犍为郡、牂牁郡、永昌郡等邻近郡县的太守、都尉、守丞封泥，描绘出益州郡的行政网络和官职体系。
益州郡初设时，汉王朝册封滇王，沿袭国号、王号，同时建立由国相、郡太守、尉、令、长及属官构成的管理体系。“相”是王国中职位最高的行政长官，由天子任命，负责掌管王国内政，并辅佐、监督诸侯王。从这两枚封泥可见汉代对西南夷的经略：一方面保留滇国、滇王名号并给予相应待遇，依循 местные обычаи 治理；另一方面，设置滇相等机构直接管理，对滇王形成制衡。这体现了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羁縻统治的早期实践。
“滇池以亭行”简牍
西汉
长20厘米，宽4厘米，厚0.5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秦汉文书传输时使用的凭证。秦汉时期文书传递主要有“以邮行”“驿马行”“以亭行”等几种方式。“以邮行”由专人负责轮班传递文书，依托交通要道上密集设置的邮站随时待命，随到随传，确保文书传输高效。“驿马行”使用邮驿专马骑行传递，多用于传送玺书、上书、军书等紧急公文。“以亭行”，作为“以邮行”的补充，可对接非主干道上的官署。简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幅书写，标明收信地址与传递方式，“滇池”指滇池县廷，为收信地点，传递方式为“以亭行”，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经构建了较完善的邮亭系统。这枚简的出土地点极有可能就是滇池县廷，是判定遗址性质的重要依据。
功劳统计文书简牍
西汉
上片残长4.4厘米，宽3.6厘米，厚0.2厘米；
下片残长5厘米，宽3.8厘米，厚0.4厘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记录汉代官员申报功绩的文书。“产”字意为“出生”或“籍贯”。巴郡管辖今重庆及四川东部地区，治所在江州县（今重庆渝中区）。整句可理解为：（某人）籍贯巴郡江州，……申报的某年功劳，统计时间截至八月壬辰日。
“西汉昭帝始元四年”纪年简牍
公元前83年
残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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