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飞往上海前,健一将护照放进旧旅行手册里,看了三回。
他虽是老去的旅人,却是初次踏足中国。
我问:“怎么,你紧张?”
他闭上册子,声音不大:“心里七上八下的。中国地方大,人声又杂,不懂那边的路数,万一吃亏了如何是好?”
我没有笑他。
我心里也忐忑呢。
我们这一批日本人,听惯了关于中国的各种说法。有人说那里进步神速,也有人说那里拥挤、喧嚣、欠方便。朋友聚着喝酒,一提上海,总有人蹙眉:“那么挤的城,你们真敢闯?”
让我下定决心的,是女儿一句话。
她在上海当了三年工,春节回日本时,把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外滩的夜景图,街角咖啡馆的布景,地铁里看书的老者,还有她租住的小屋窗外一排排梧桐。
我盯着画面看了许久。
女儿说:“妈,你们别老用想象来判断一个地方。来瞧瞧吧。”
我和健一结婚三十二载,在这次,把旅行目的地定在了上海。
飞机降落那天是周五的下午。
浦东机场宽广,人流飞快,却不见我想象中的喧嚷。指示牌有中文、英文、日文,工作人员话不多,办事麻利。
健一拎着箱子,跟在我身后,过海关时一直紧绷着脸。直到坐上磁悬浮,他才终于吐露。
“这么快?”
窗外的高楼次第远去,他攥紧扶手,像个初尝新干线的孩子。
女儿在龙阳路站等我们。她穿白衬衫,头发束起,向我们挥着手。
我顿时觉得鼻子发酸。
这三年,她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干活、加班、买菜、生病、交友。我们只在视频中问她吃饱了没有,却未曾真正看过她生活的地方。
酒店位于静安寺边。
傍晚,女儿领我们去吃本帮菜。小饭馆不大,桌子挨着桌子,旁边一桌年轻人笑得开怀。健一刚皱了下眉,看着端上的红烧肉,就不见了表情。
他夹了一块,尝了一口,眼睛微微一愣。
“甜的?”
女儿笑道:“上海菜的味道就是这样。”
他又夹了一块。
看着他的样子,我忽然觉得这次旅行,或许不会像我们担心的那么糟。
第二天清晨,我们乘车前往人民广场。
健一备了零钱,结果女儿说用不着,扫码就进站。我们没有中国的手机号,只有她帮开的临时支付。她教我们扫码、看路线、按地面标识换乘。
地铁里人满,队伍却井然有序。
一个小男孩端正地坐着吃东西,看见我扶着扶手,连忙拉了拉他母亲的衣袖。年轻母亲抬头瞧见我,让孩子让出座位。
我摇头,她不懂,仍旧笑着做了个示意。
我坐下时,有点脸红。
健一站在我身旁,悄声问:“她怎么就知道你需要坐?”
我说:“因为她看到了呀。”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也停住了脚步。
很多时候,我们未曾得到过善待,只因为来之前,就已关起了心门。
南京路比照片更灿烂。
商场、老字号、举着手机的游客、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上学的学生,都挤在一处。健一总担心钱包,手一直按在口袋里。
走到一家糕团铺前,他想买鲜肉月饼,却不会说中文。
排队的阿姨瞧出他的窘迫,用英语问:“You want this?”
健一点头。
阿姨帮他对店员说了几句,又伸出两根手指。
健一连忙鞠躬:“谢谢,谢谢。”
阿姨笑得开心:“欢迎来上海。”
那一刻,他脸上的拘谨放松了一点。
午后,我们去外滩。
黄浦江的风猛烈,吹得我的围巾老往脸上挠。对岸的楼宇似从水里长出,玻璃映着天色。健一站在栏杆旁,许久没言语。
我问:“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他摇头。
“比想象中整齐,也比想象中现代。”
我笑他:“你终于承认了?”
他没应声,只拿出手机,一张张拍着。
夜里,女儿领我们去她住的小区。
小区不算新,楼道窄了些,门口却有保安。楼下有菜铺、水果摊、洗衣房,甚至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杂货铺。女儿说她加班回来晚了,就在楼下买了关东煮。
看着那盏灯,我心里的挂念渐渐消散。
原来她并非孤单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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