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聪
北方有民谚传颂：“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我已是年逾九旬之岁，今年头伏时节，有幸再次品尝了这应节的头伏饺子。温热的食物下肚，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
人生中第一次吃饺子，定格在1951年元旦。那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个星期，当时驻扎在衡阳空军第五预科总队五大队十三中队。清晨不必出操，各班统一前往伙房领取预先准备好的面团和饺子馅。班里恰好有两名来自北方的战友，都是包饺子的行家里手。全班十二人齐心协作，不到两小时，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饺子。吃完后，大家兴奋异常，结伴进城游玩。
那天的各班情况不尽相同，可谓五花八门：有的班组忙活到上午十点依然未能吃上饺子；有的班火候没掌握好，饺子煮得过烂，化成了面片汤；还有的学员忍受不住饥饿，直接进城吃早饭。
1951年秋天，我被调往牡丹江老航校学生大队任职。在那里，终于吃到了地道的东北饺子。那一年的部队伙食标准非常明确，连级以下干部、战士执行十一号大灶标准：每月供应四十五斤粮食，其中粗粮占百分之八十、细粮占百分之二十，外加一斤豆油；每日菜金仅一角七分。一般情况下，三餐多为高粱米、大小碴子、窝窝头和小米，唯有周日改善伙食时，才会吃上肉包、饺子或家常油饼。
早年在印尼，华人将肉包称为“梭罗包”，侨居地坤甸的小吃摊上随处可见，母亲时常亲手制作给我们享用，因此我对肉包并不如何热衷。唯独油饼外皮酥脆、内里软和，层次清晰，饺子咬开后油香扑鼻、味道醇厚，最合我的口味。
1958年夏天，我转业至《牡丹江日报》工作，从此常能吃到民间正宗的东北饺子。东北人向来热情好客，那时我单身独居，每逢周末、节假日，总有同事和战友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饺子。
1960年末，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最严峻的关头，大家虽忍饥挨饿仍坚持工作。那年的除夕，报社总编辑周祥库体恤夜班职工的辛劳，特地依照地委财贸部的指示，特批物资，给当晚值班编辑、印刷工人每人发放半斤猪肉、半斤精面粉，让在岗人员能吃上一顿除夕饺子。
1964年，老伴从大学毕业后来到牡丹江工作。她心灵机敏，学包饺子很快就上手：左手托着饺子皮，放入馅料，双手一合轻轻一捏，一只饺子便制作完成。我擀皮的速度，总跟不上她包馅的节奏。家中平日包饺子时，我专门负责擀皮，老伴负责包馅，全家的饺子，不到一个小时便能包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调回广东工作，每逢节假日，家中依旧保留包饺子的传统，亲友来访时，我也总会包饺子招待。八十年代，定居印尼的亲戚回国探亲，每次到访，我都以饺子款待，一来二去，我家手工饺子的名声，也传到了海外……
文章配图-1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