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9日，广州市北郊象岗的一处小山包上，工人们在日常施工中有了惊人发现。原本散乱的花岗岩石块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有个工人试着撬开一块，下面竟然是个深邃的洞穴！
发现异常后，工地负责人立刻将情况上报广州市文管会。同年8月25日，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的考古队抵达象岗，对这座神秘的古墓展开抢救性发掘。
【文章配图-1】（从墓道看后中室石门）
【文章配图-2】（南越王墓结构示意图）
【文章配图-3】（西耳室过道器物出土情形）
经过清理，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西汉墓葬。整个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由七室组成：前室、东耳室、西耳室、主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出土的陪葬器物超过一千件，其中铜镜就有39面。铜镜数量如此之多为考古发掘所罕见。
【文章配图-4】（西汉·彩绘人物镜，直径41.5cm，1983年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南越王博物院藏）
在西耳室那些当之无愧的珍贵器物当中，有两面铜镜显得格外特别。其中一面直径达到了41.5公分，镜背髹漆彩绘，虽然部分彩绘已经剥落，但舞剑的双人图依然栩栩如生，这可是目前发现的尺寸最大的彩绘镜。另一面带托铜镜更令人啧啧称奇：
【文章配图-5】（西汉·嵌松石几何纹复合镜，1983年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南越王博物院藏）
【文章配图-6】（西汉·嵌松石几何纹复合镜，1983年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南越王博物院藏，图片素材来源于‘路客看见’）
这件铜镜出土时用素娟包裹，放在漆奁里。直径达到30公分，镜体运用了多种特种工艺，镜背和镜面是分开铸造再粘嵌起来的，属于复合工艺。镜背镶嵌满松石，其间还错嵌着红铜，细如发丝，极其精致。镜背中央和四角各有八枚银钉，边缘铸有三个环钮，旁边还系着绶带。
这件铜镜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工艺复杂和材质奢华，更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年代。同出的彩绘镜虽然器形硕大，也属于特种工艺，但终究还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而这件嵌松石几何纹复合镜却是先秦遗珍。1963年，山东淄博齐国故城的商王庄贵族墓就出土过一件与之尺寸、形制、内容和工艺完全相同的铜镜。战国时期的齐国镜子怎么会出现在数千里之外的西汉中期墓葬中？要解开这个谜团，就必须先了解墓主人的身份。
【文章配图-7】（战国·嵌松石几何纹复合镜，1963年出土于商王庄齐国故城贵族墓，山东博物院藏）
墓主位于主室偏西位置，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椁都是木制的，通体贴漆。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至少拥有诸侯级别的身份。墓主身上发现了八枚印章，其中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边长3.1公分，高1.8公分，重量148.5克，印文是篆书“文帝行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汉金印，也是唯一一枚出土的帝印。
【文章配图-8】（西汉·“文帝行玺”金印，1983年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主室，南越王博物院藏）
印文中的“文帝”显然与史书中记载的汉文帝无关。中原王朝的皇帝谥号都是在驾崩之后由朝廷和继任者根据逝者一生的功过与品德，按照《谥法》来追尊的称号。生前就给自己上谥号的皇帝，《史记·南越列传》中记载过一位：
【文章配图-9】（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书影）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文帝”究竟是谁？史料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卒于建元四年（前137年），享年103岁。他的儿子们都已经去世，因而“坨孙胡为南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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