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研究韦伯思想的早期著作，堪称“大家谈大家”的经典之作。该书首版问世于1972年，书中援引的系列权威资料，即便在当今的韦伯研究者看来，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全书论断清晰，对于已具备一定韦伯文本研读基础的读者而言，尤为富有启发。吉登斯在推演过程中，紧密结合韦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状况，对其政治学与社会学观点的形成脉络进行了系统性剖析与梳理。说到底，无论是对吉登斯思想体系的理解，还是对韦伯思想内涵的把握，抑或研究方法与视野的拓展，本书均不失其重要意义。
韦伯学术思想的政治基础
安东尼·吉登斯
近些年间，关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作的学术研究再度掀起热潮。譬如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评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所言，我们可以说韦伯已从一个“逝去的圣徒”转型为“鲜活的思者”。
（1864—1920）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当下，针对韦伯学术思想价值的评价呈现多元且对立的态势，其境遇与卡尔·马克思颇为相似。当前涉韦伯思想最激烈的争辩，集中体现于其政治著述与社会学著述的关系层面。1953年，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推出《理性的毁灭》一书，该书旨在梳理从谢林至希特勒时期德国社会思想中非理性主义的演变轨迹。其中专节讨论韦伯时，将其视为威廉二世时代德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突出代表。不过卢卡奇的书里对尼采的批判远超对韦伯的评析，同时该书后半部分的分析略显仓促。虽然自这本书开始确立了上述韦伯思想争议的范式，但最具分量的讨论见于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Mommsen）1959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蒙森的著作详尽梳理并考察了韦伯的政治著述及相关文献。该书着重揭示韦伯将德意志国家利益视作终极政治价值的观念，同时着力强调韦伯对德国军事帝国主义的支持，尽管他不认同卢卡奇的相关解读。虽蒙森未深入探讨韦伯的学术著作，但其实际从韦伯政治观与学术观的关系中发现了若干重要关联，他认为韦伯的学术著作基本上可视为其政治主张的直接表达。蒙森的书中还分析了韦伯与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政治著作间的思想联系，因此又将韦伯的政治观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直接挂钩。乍看之下，蒙森的著作遭到他称为韦伯“正统”继承者的学者们的严厉抨击——特别是本迪克斯（Bendix）、洛文斯坦（Löwenstein）、霍尼西斯海姆（Honigsheim）。此后，1964年在德国社会学协会纪念马克斯·韦伯百年诞辰的会议上，上述争议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再度爆发，蒙森虽非主角也卷入其中。
这些论争——无论其中包容怎样政治或意识形态层面的考量（这非本书探讨范畴）——已将若干关键性问题推至风口浪尖，这些问题关乎韦伯社会学的社会“根基”，但迄今未获应有的重视。对现代社会理论而言，当前最为迫切的是一项自反性使命：重新检视当代社会思想主要面向赖以生成的社会政治环境。以韦伯为例，就是要重返他所处的德国时代，探查当时激发其创作的语境。
韦伯在其大部分生涯中都是争议性人物，无论在学术领域抑或政治层面。当然，他的同时代人很清楚这两个领域的活动实则紧密相连。但近些年，大量关于韦伯的二手文献——尤其是英文研究——倾向于通过提炼其政治观点与政治活动来解析其社会学研究。当然此类做法完全正当，即从韦伯著作中萃取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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