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互联网上，“主体性”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像“逃离原生家庭”“不做恋爱脑”“专注搞事业的大女主”这类说法流行开来。众说纷纭之下，究竟怎样才算是拥有“主体性”？讨论来讨论去，界限似乎还是模糊不清。不过，鲜少有人想到，百年前发生在中国民国的真实私奔案，也曾引出过同样的问题。
1927年，上海名门闺秀黄慧如与苏州巨富贝氏订亲，没过多久婚事却告吹了。据说主要原因是黄慧如祖母反对这门亲事，让她非常伤心。家中的男仆陆根荣原本受哥哥黄澄波指派，时常安慰妹妹黄慧如。两人渐渐有了感情，到了1928年7月，黄慧如发现自己怀上了陆根荣的孩子，这件事终于传开了。
黄家立刻解雇了陆根荣，但黄慧如不肯跟他分开，于是在8月份自己偷偷跑到苏州去找他。震怒的黄家要求苏州警方逮捕陆根荣，告他“诱拐女儿，偷走珠宝”。陆根荣最终被判了两年监刑。审判过程中，黄慧如拼命给陆根荣打掩护。从1928年末开始，两人多次向江苏省高等法院上诉，结果陆根荣的刑期反而加长了。无奈之下，他们再次向南京的最高法院申诉。
这本来是一件民间的私事，没想到当事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案子立刻成了当时最热门的讨论话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民国时期正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接连出现，人们的观念处在旧时代和新时代的交替点上。女性主义等新思想刚刚萌芽，但旧的传统观念依然很有势力。这一点在当时的法律判决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928年国民政府已经颁布了刑法，明文规定成年女性有自主婚姻的权利，不需要父母批准。可上海、苏州的记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称呼黄慧如为“名门小姐”，暗示她年纪还小。陆根荣在一审和二审时，也被判犯了“和诱”“略诱”之类的罪名。
黄陆案也恰好成为了当时报纸、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讨论观念的重要材料。《民国日报》等大报连载了关于这个案的报道，还有京剧《黄慧如与陆根荣》在上海演出，甚至黄慧如的形象还被印在了香烟盒上。黄陆案就像一面多棱镜，照出了当时各种“进步”观点的实际样子。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其亮专门研究二十世纪的城市文化史，他认为这个私奔案很有价值。所有嘈杂的声音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于我们该怎样定义“进步”和“保守”的复杂问题，也是一个“进步”观念究竟是怎样从书本里走向普通人生活的问题。
当时有许多人为女性追求自由的勇气叫好。比如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就发表了很多文章，称赞黄慧如不顾一切追求爱情，是“反对旧家庭革命的人”。有些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比如邹韬奋，也通过《生活》周刊等杂志，接连写了多篇关于黄陆案的文章。他一方面表达对黄慧如的同情，另一方面，仔细看他的文章，其实对陆根荣的人品有很多批评，说他“瘦瘦的腮帮尖尖的”，而对黄慧如则说她“意志不坚定”。
何其亮认为，这恰恰暴露了这些表面显得进步的男性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认为那时候的中国急需改变，包括婚姻和家庭；但另一方面，这些人是五四时代的产物，天然带着家国情怀。新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让一些话语权的“失控”让他们感到不安。有意思的是，在那时候仍然由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里，正是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发起的讨论，客观上让“自由恋爱”“人格独立”等女性主义的观念慢慢影响到了普通大众。
何其亮是上海人，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专门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城市史，写了很多中英文著作，代表作有《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
新京报：有关民国时期“女性独立”的讨论，很多都是男性和知识分子主导的，这一点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过。像鲁迅就曾认为，娜拉离开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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