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民族携手缔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从多元走向一体，其发展历程有着与众不同的轨迹。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有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一
早在史前阶段，中华文明就展现出了星罗棋布的“六大区系”格局。在距今6000年前后，出现以彩陶文化和玉石文化为标志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进入夏商周时期，中华大地逐渐构建成广域王权国家，融合了夏人、商人、周人以及“蛮夷戎狄”的华夏共同体形成。秦汉时代，华夏共同体持续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互动融合，加之秦汉统一政制的塑造，产生了超越单纯血缘且共享共同政治文化认同的“汉人”群体；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的古代人群更加深度交融，“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生成。此后一千多年间，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推进，文化认同持续扩大、内聚力逐步强化，直至元明清时期，在疆域辽阔一统的基础上确立了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的形成发展轨迹，蕴含着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彰显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共同性不断增长的事实，反映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共同体本质。
在政治领域，中华民族秉持国土完整、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文明传承的基本理念，将大一统视为“天地之恒常，古今之通用道理”。政治制度上，大一统王朝推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法律，“天下事皆上达于天听，四方之事皆统于中央”。边疆治理中，历代王朝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对策，“因俗而治，修其教化而不改变其风俗，齐其政治而不违背适宜”，如汉朝的属国、都护府制度，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宋朝的土官制度，元朝的土司制度，以及清朝的军府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札萨克制度等。大一统并非汉人的独创，而是各民族共同造就的成果，比如北魏推行均田制、元朝创立行省制与宣政院、清朝开创理藩院制度与驻藏大臣制度等，都在不断巩固和加强大一统的国家体系。
在经济层面，中华民族坚持富民安民、义理并重的经济思想，这是各民族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史料记载，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和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由此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与贸易路线，各区域各族群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朝代不同政权为追求和维护大一统，积极推行统一度量衡和税收政策、修建大型交通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区域，持续推动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中华民族从历史迈向未来、从传统进入现代、从多元汇聚为整体，其发展历程独具特色。图①为辽宁牛河梁遗址发掘的玉猪龙。红山龙纹玉器的图腾元素，成为后世华夏龙文化的重要源头。图②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它进一步展现了二里头的王权高度。图③为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何尊。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图④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的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图①②④由新华社提供（庞雷、徐宏岩/摄），图③由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提供。
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始终不是以单一文化取代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共同形成共有文化，化解差异，凝聚共识。我们秉持“天下大同”的文化交融观念，造就了“各地文化共同塑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文化生成模式。例如汉代文化融合了战国多国文化，唐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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