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煤矿干了十五年，要是少扛起一袋水泥、少搬一趟支架、在井下少待一个小时，也很可能就与文学擦肩而过。”山西晋城作家徐亮亮（笔名榆木）如此讲述自己的经历。
徐亮亮的诗歌创作，其根脉就扎在矿井里。他坦言，正是在那片地方，文学曾给了他某种触动。有一次临近下夜班时，徐亮亮在矿井深处睡着了。安全员把他踹醒，他唯恐因此被扣钱，慌不择路地跑出矿灯照亮的范围，结果却在井下迷失了方向。安全员追上来，斥责道：“睡就睡了吧，你还打转？你以为你是土地菩萨，转几圈就能消失？你已经到家了。”这话一下子让他深受触动，从矿工的日常话里，他领悟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路径。
在山西晋城，许多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的文学力量正在崭露头角。这片土地具备悠久的文学底蕴，一个世纪以前，赵树理在此开创了“山药蛋派”，用通俗语言记录时代风貌。不久前，正值赵树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国作协主办了“名作家探访文学‘县’场——赵树理故里的文学回声”活动，在晋城市沁水县举行。陈建功、麦家、马伯庸三位作家深入基层，与当地作者及文学爱好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源自乡野的文学，再次从这片土地上发出了回荡的声音。
麦家与听众交流文学的现场。主办方供图
让日常活水滋养文学创作
“文学应该从何处萌芽，又该飞往何方？这是文学的核心命题，却常常被人们忽视。”麦家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每位作家的文学起点，既是他们的来处，也是文学灵感的源泉。
麦家的文学之路始于军营岁月。十七岁那年，他进入军营，从事无线电侦听工作，在山沟里，大批名校优等生与单调的数字打交道，默默地为国家效力。
“那时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直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拜金思想泛滥，回想起那些才华出众却隐姓埋名的‘战友’，我肃然起敬，觉得有责任将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麦家认为，文学取材于生活，但又需要超越生活，“铁凝曾把文学比作一盏灯，这盏灯必须达到一定高度才能照亮他人，可若是太高，又容易看不见。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让读者读得饶有兴致，合上书本后依然记忆犹新”。
在马伯庸的小说中，主角们往往步履匆匆，这与他在火车上辗转迁徙的经历有关。十二岁时，马伯庸一家迁往海南，途中需要换乘三次火车和一次轮船，衔接得极为紧凑。这让他对时间充满了焦虑，不知不觉中将时辰切分成了微小单元。“我为什么要写《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这样的作品，其实是被时间驱动的焦虑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马伯庸解释说。
另一方面，“流动的故乡”也开阔了他的视野。“比起同龄人，我去了更多的地方，海南、北京、呼和浩特、桂林、上海……我接触到了不止一种类型的生活。创作时，我描绘盛唐长安、汉代岭南、明代徽州，毫无障碍，童年经历最终成为了创作的源泉。”马伯庸谈到。
十八岁起，陈建功在京西煤矿挖掘十年，第六年因矿车事故腰部重伤，腿部肌肉萎缩以至于无法抬举，康复后无法再下井，只能在井口和几个家属工一起筛选沙石。在矿上，他结识了一帮“窑哥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面对苦难时的乐观，后来这种风格沉淀为用幽默笔调处理严肃内容的文学手法。
“在创作时，需要表达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寻找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写小说本质上就是把你想到的几个人放在一起让他们互动，当然不是单纯地让他们热闹，而是要通过书写这种热闹，重新构建一个文学世界。”陈建功说道。
文学源自生活，同样也要回归生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表示，作家必须找到与生活的连接点，“赵树理一开始也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但最终写出了带有乡土气息的作品，他扎根于沁水的生活细节和人物，确立了文学、故乡人民以及时代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表达风格”。
县城读者在马伯庸读者见面会上合影。主办方供图
重返“县”场，文学怎样“在场”
在中国城乡体系中，县城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这里是社会的基石，是亿万民众生活与劳作的广阔天地，也是文学创作丰厚的土壤。让文学回到“县”场，有助于打通文学资源与基层民众的连接通道。
对矿工诗人徐亮亮而言，阅读起初似乎遥不可及。在鲁迅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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