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时代，日本文化绽放异彩，其最为亮眼的一笔便是儒学在岛国广泛扎根，并深刻地塑造了社会面貌。这一时期，通过不断钻研儒家典籍，日本诞生了众多儒学大师和流派，也积淀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这些无疑为日本社会的向前迈进提供了强大动力。《春秋》学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它不仅关乎德川幕府的治理方略，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更对近代日本的历史走向打上了烙印。
德川时期的《春秋》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最初是1603年至1691年的德川初期。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由幕府的官学主导。作为德川朱子学派的领军人物，幕府大学头林罗山不仅在搜集、校勘、刊刻和传播《春秋》经学文献上做得非常出色，还开创了日本《春秋》经学的考证考据风气，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林罗山的后代和追随者们也纷纷著书立说，成就斐然，使得朱子学派在这一时期的《春秋》经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学的传播和发展，对维护和巩固幕府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在大名的分封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幕府根据大名与德川家族关系的亲疏，将大名划分为不同等级。其中，与德川氏关系最亲密的亲藩，又以纪伊、水户、尾张三地的藩主组成的“御三家”势力最大，他们负责统辖关东地区和其他军事要地，相当于幕府的盾牌。这种政治布局显然借鉴了《春秋》经传中的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言：“昔周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也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亲藩之下，依次是谱代大名和外藩大名。幕府常常以不同名义剥夺或转封大名的领地，这可能也受到了《春秋》经传中关于诸侯国迁徙封地理念的启发。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了二十个曾经迁徙的国家，而陈槃在考证春秋诸国时，又增补了迁徙国家的七十一个。德川幕府正是借鉴了《春秋》经传的智慧，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成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为其统治的长治久安铺平了道路。
然后是1692年至1779年的德川中期。这一时期，日本儒学中的古学派占据了显著优势，在这种推动下，日本儒者对《春秋》经传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和精细。他们不再满足于对《春秋》经传的一般性认知，也不再盲目崇拜中国古人的注疏，而是开始对经传的含义进行具体的探索和阐释。与初期相比，德川中期的《春秋》学研究队伍明显壮大，著作数量也显著增加。德川中期《春秋》经学的发展，促进了日本文化意识的觉醒，增强了日本民族的自豪感。德川时代之前，日本自视为偏居一隅的夷蛮之邦，文化自信较为缺乏。随着《春秋》学研究的深入，日本逐渐建立起文化自信，这一点在德川儒者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解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早期经典如《诗经》中，“中国”一词多带有政治或地理色彩，例如《大雅·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中的“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然而到了《春秋》三传中，“中国”一词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中国”常常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背景下被提及，如《穀梁传·成公九年》的“莒虽夷狄，犹中国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左传·庄公三十一年》的“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中国”与夷狄形成鲜明对比，意义相反。德川儒者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含义。上月专斋曾说：“华言者以汉土为‘中华’、‘中国’，不识《春秋》名分，俗儒之纰缪也。夫天地广大寥廓而无际限，是以天地之中，无一定之中，则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国、华其国，是天地自然，非人为矣。”浅见絅斋（1652—1711）也指出：“吾国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从日本立场立《春秋》之旨，是所谓善学《春秋》者也。今读《春秋》而曰日本为夷狄，非《春秋》害儒者，系不能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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