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陆衍之，在悉尼唐人街摆了三个月的包子摊，一个包子都没能卖出去。
那日午后三点四十七分，我站在那辆旧餐车后头，已经足足七个小时了。蒸笼里的包子被热了一遍又一遍，面皮渐渐干瘪，褶子也塌陷下去。悉尼夏日的太阳火辣得很，把餐车铁皮晒得滚烫，我的后背湿透了又晒干，留下一片白白的盐渍。
一位穿着香奈儿套装的女士驻足在了摊子前。
她年约五十，保养得相当好，头发一丝不苟地盘起，手腕上的手表品牌我不认识，但那钻石是真的。她盯着蒸笼瞧了足足十秒，随后伸出食指，指向最边上的那笼猪肉白菜包。
“卖多少钱？”她开口问。
“三块五。”我应道。
她从手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元纸币递来，我找回找零，用纸袋装好包子递给她。她接过包子却没立刻走，就那么站在原地咬了一口，嚼了两下，脸上没什么表情，接着转身便走了。
没料到我竟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走得很快，高跟鞋敲打着人行道，发出清脆的声响。我保持着大约二十米的距离跟着，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做。或许是悉尼这三个月太孤单，或许是长久没人理会，又或许只是想知道，究竟有怎样的人会买一个陌生人的包子。
她拐进帕丁顿的一片安静街道，两侧全是维多利亚式的排屋，红砖墙，白窗框，门前种着修剪整齐的茶树。她在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掏钥匙开门时回头瞥见了我。
我以为她会害怕，会喊叫，会报警。但她只是微微蹙眉，说了声：“请进。”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不是跟着我吗？”她说，“进来坐坐，外面太晒了。”
就这么着，我跟着她进了那所房子。
客厅很大，至少四米高，墙上挂着一幅悉尼港日出的巨幅油画。家具全是深色实木，看着很贵，却也带着些年头的痕迹，沙发扶手处磨出了毛边。她让我坐到沙发上，自己折返回厨房，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陆衍之。”
“我叫方景如。”她在我对面坐下，翘起一条腿，“你那个包子，咸了点。”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在那儿摆了多久了？”她又问。
“三个月。”
“一个都没卖？”
“今天是第一个。”
她笑了笑，笑容很淡，嘴角轻轻上扬，眼里却没什么笑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会吆喝。悉尼唐人街上那么多餐车，人家都会叫卖，就你一个人闷头站着。你不说，谁知道你在卖什么？”
我垂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沾满面粉的手。
“你住哪里？”她问。
“车里。”
“什么车？”
“餐车。”
她沉默片刻，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我道：“我这儿有个空房间，你可以住下。不用付房租，但你得每天给我做顿饭。”
我应该拒绝的。一个陌生人突然邀你住进家里，想想都透着古怪。可我当时实在太累，累得连警惕都丢到了脑后。三个月的餐车生涯，睡在驾驶座上，腿伸不直，夏天像蒸笼，冬天似冰窖。我已经连续失眠两个月，腰疼，也疼在心上。
“行。”我应了声。
就这样，我住进了方景如的房子。
楼上客房比我预想的宽敞，真有张床，衣柜，书桌，窗外还能望见一棵高大的蓝花楹树。我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裳，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纹，从吊灯处一路蜿蜒至墙角，像道干涸的河。
那晚我睡得挺好，是三个月来头一晚没在半夜醒来。
次日清晨醒来时，方景如已出门。餐桌上放着张纸条和一把钥匙，纸条上写着：冰箱里有吃的，别饿着。
我开始慢慢摸清她的日子。她每天早上七点出门，下午五点回家，偶尔会在外面吃饭。她鲜少带朋友回家，电话也不多，多数时候都是形单影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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