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奥德赛》正式登陆中国内地的院线。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这部电影，将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历经千辛万苦重返故土的故事搬上了银幕。特洛伊战争落下帷幕，希腊将领奥德修斯启程返乡，途中遭遇重重艰险，最终抵达伊萨卡岛。借助于世界级导演的艺术加工，这部在文学史上游走的史诗经典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奥德赛》的上映及其引发的中外热议，一度成为文化圈的重要事件。
任何时代背景下的改编作品，都可能面临被指为“误读”的质疑。由于历史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带有鲜明文化印记的史诗，在现代社会进行解读时必然要克服翻译的障碍——诺兰此次的影视改编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奥德赛》依然独具魅力，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和对当下的契合度。奥德修斯归乡的漫长旅程，如今已成为无数在迷茫中摸索现代人的生动写照。心理学领域新出现的“奥德赛时期”词汇，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
为何古老的史诗在当代社会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诺兰又是如何赋予这部经典新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追溯这些作品产生的原始历史文化环境，又能够发现怎样的文明演进规律？为了解开这些疑惑，我们特地策划了本期专题。通过将《奥德赛》这部处于原始文化语境中的史诗，与经过现代文化改编的电影《奥德赛》并置研究，旨在探讨现代社会成员与古老经典的内在联系。
本期专题内容源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4日刊发的专题文章《奥德赛：现代人如何走进史诗》，刊号B04-B05。
克里斯托弗·诺兰似乎预料到《奥德赛》上映后将要面对的争议声浪。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艾米丽·威尔逊连续发布多篇学术文章，严厉批评电影剪裁了原作史诗的精华部分；科技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则公开表示，自己要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一部完全忠实于荷马的《奥德赛》版本。诺兰与仲树之间的对话双方，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是：诺兰的改编工作中，是否包含了基督教特有的“赎罪”思想元素？
“电影的意义在于观众，千人千面的解读才是其生命力所在。”电影上映前夕，诺兰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理念。在他看来，《奥德赛》是他所有电影创作的根本源泉。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影视改编工程。
《奥德赛》并非单指诺兰的这部最新作品，在此之前它已被多次改编成电影上映。相比之下，荷马史诗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伊利亚特》，在大众文化层面的传播广度则远远不及前者。虽然两部史诗在时间顺序和主题关联上密不可分，但现实情况却是如此。北京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斯一指出，要想准确把握《奥德赛》传递的文化内涵，必须将其置于完整的荷马史诗体系中。
进程中反复出现的独眼巨人，为何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柯等众多思想家的著作里都能找到痕迹？与《伊利亚特》中塑造的阿喀琉斯不同，《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具有怎样的独特个性特质？荷马史诗传递的正义观念与现代社会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更进一步说，当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化瑰宝不断根据不同时代语境进行再创作，现代人应该怎样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围绕这些议题，我们特别采访了陈斯一。
陈斯一来自四川，1986年1月出生。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并担任博士生导师。著有《从政治到哲学的运动：〈尼各马可伦理学〉解读》《荷马史诗与英雄悲剧》《存在与试探：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爱欲的悲喜剧：柏拉图的〈会饮篇〉》等多部学术著作。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荷马史诗的整体性
新京报：你在专著《荷马史诗与英雄悲剧》的引言部分提出，学界围绕“荷马问题”的争论核心，实际上在于《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否具备某种艺术上的“原创性”和“统一性”。围绕这一议题，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形成了“分析派”和“统一派”两大阵营，持续展开争论。你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有何看法？
陈斯一：在我的著作中，我表达了对“荷马”这位诗人的存在以及创作能力的信念，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学术态度而非定论。至于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一位名叫“荷马”的诗人，是否由他创作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诗版本，这些问题恐怕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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