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一首歌流行，背后是城市与土地的文化积淀打底。
岭南的民间乐曲，粤语流行音乐，从唱片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广东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同步调。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让这片土地不断有新音乐形态出现，也持续在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上重塑格局。
8月25日，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将在广州举行。羊城晚报推出“广东流行音乐声产力”栏目，希望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出发，解开三个问题：广东如何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策源地？它如何影响一代代人的听歌方式与审美体验？这份创造力为何持续至今？
答案，藏在百年的音乐脉络里，也藏在一次次被时代激活的广东声音中。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今年4月1日，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海上粤韵——广东音乐精品音乐会》尾声，《步步高》响起，轻快激昂的乐声瞬间带动全场情绪。这段诞生近百年的旋律，早已融入无数中国人的记忆里，成为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作为广东音乐的代表作，《步步高》出自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之手。吕文成是广东中山人，幼年随父亲搬去上海。他的音乐生涯，是粤沪音乐百年交融的一个写照。当时的上海，是个风云际会的大都市，也是新媒介与新文化的聚集地。广东音乐人从上海汲取都市养分，把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现代审美结合起来，再通过唱片与无线电广播传遍全国。时局变化，这帮在上海成长的文化人辗转南迁至香港，又将这种融合精神带到香港流行文化。
粤沪两地的音乐，在这南来北往中不断交融，相互滋养。这份跨地域的创造与融合，在今天依然持续产生新的回响。
岭南基因带来创新力量
广东音乐能够跨越时空，其根本来自岭南文化中的开放特质。
清末以来，粤沪两地商贸往来密切。20世纪上半叶，上海汇聚了数量巨大的广东移民。粤商不仅带来了商业资本和经营理念，也把家乡的生活习惯带到上海。先施、永安、新新等知名百货公司都由粤商创办，还组建了自己的粤剧团、粤乐队，让岭南乡音在黄浦江畔扎下根。
乡音饱含乡情，但广东音乐从未局限在“解乡愁”的小圈子。当时的上海，正是一座多元文化交织的城市。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与江南丝竹、京剧、昆曲以及广东音乐等传统音乐形态相互碰撞交融。正好赶上20世纪初中国“国乐改进”思潮兴起，广东音乐人积极参与，用“西乐中用”的方式吸收外来元素，推动广东音乐突破传统框架。
乐器革新就是广东音乐主动求变的明显表现。祖籍开平的小提琴演奏家、制造家司徒梦岩首创“司徒梦岩模式”，让小提琴成为粤乐的固定乐器；他的后辈、广东中山的吕文成则进一步融合中西乐器特点，创造出广东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高胡。
广东音乐早期沿用粤剧伴奏方式，以二弦、提琴、三弦、月琴、箫组成“五架头”，因其整体音色高亢，被称为“硬弓组合”。吕文成受到小提琴构造的启发，把二胡外弦由丝弦换成钢弦，缩小琴筒，创造出更清脆明亮的音色。后来，高胡与扬琴、秦琴组成全新的“软弓三件头”，更擅长表现细腻的情感；在此基础上，广东音乐还吸收了小提琴、萨克斯、吉他等西洋乐器，演奏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乐器方面的创新提升了广东音乐的表现力，也使其更符合上海舞厅、茶座等新兴都市空间的演奏要求。广东音乐从“硬”到“软”的变化，背后是音乐人融会贯通、拥抱变化的创新态度。
都市上海助力粤乐传播
广东音乐的潜力因自身具备创新基因而奠定，而上海成熟的都市文化生态，则给它装上了飞向全国的翅膀。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亚洲唱片工业的核心地带。外资的百代、胜利，华资的大中华、新月、长城等唱片公司云集于此。1924年，颇具影响的大中华唱片邀请司徒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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