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头的杭城，孩儿巷的高家女儿高诵芬，与金洞桥徐家的商贾子弟徐定戡结为连理。徐高两家的命运，从此紧密交织。婚事、战火、动荡、离乡……数代人的悲欢离合，折射出两个家族，也映照出大半个中国的百年变迁。
高诵芬的儿子徐家祯，年过八旬，历经漫长岁月整理过往的记忆与照片，终成五十万言的《山居续忆》交付出版社。未料想，新著尚未面世，他便追随母亲仙逝，永远地离开了人间。这般情景，令人唏嘘：《杂忆》让我们送别一个时代远去，《续忆》的时代回响，又送走了最终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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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部涵盖百年的“江南风华录”，乃家乘亦是国乘
作者年届八十四岁高龄，追忆晚清至民国的祖辈、父辈乃至自身的家族经历，从杭城到沪上，从华夏到海外，家族子弟历经战火与波折，亦经事业与革新，投身实业、远赴海外求学、参与并思辨时代潮流，以江南两大家族的家史，折射出整个中国百余年的风云际会。
作者的回忆之作，不仅将个人记忆记载得更为详尽，相较母亲早年的《山居杂忆》，更添了父母生前口述的家乘内容。这些记录，可视作对地方志及清史、民国史的有效补充。
譬如追述至外公的母亲，乃清朝兵部右侍郎戴熙的孙女，再往上是其远祖戴熙，堪称文武双全，其文采斐然，画名极高；其武德也堪为表率，咸丰帝追封其为“文节公”。高庄的主人喜爱仙鹤，于庭院中饲养，鹤逝后，还在院中为鹤立冢，碑文竟出自有“石鼓篆书第一人”名誉的清末海派四大家之一的吴昌硕亲自挥笔。这般雅致风范，于今日我们，仿佛只能在《世说新语》或《红楼梦》中窥见一斑。书中还辑录了清代闺秀诗词、民国典礼记录、旧宅形貌等一手材料，文献、古迹、口述三者互证，实为研究西湖园林、江南文人生活、近代地方风俗的宝贵佐证。
作者母亲所在的高家，乃杭州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先祖被南宋皇帝封为“五代王”的贵胄，于杭城拥有龙井茶园、西湖庄园“红栎山庄”、狮峰别墅“意胜庵”，甚至地方志《西湖新志》中亦有记载。
作者父亲所在的徐家，祖孙五代于杭城经营丝绸业逾百年，曾被人称颂为“五世一业”。徐家生意鼎盛时，作者的曾祖父在家乡安昌盛陵兴办了一所免费小学；家族事业的柱石三叔祖徐礼耕以实业救国，保存民族元气，身后追悼文称他为“丝绸工业的巨擘”“真正的爱国民族企业家”。
《山居杂忆》中被无数读者赞叹“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盛大婚讯，仅是江南富庶人家的冰山一角而已，《续忆》的主旨，亦非夸耀往昔荣光、控诉时运不济。两部厚重的历史随笔，恰似宋代的《东京梦华录》，既记下了彼时婚丧嫁娶的习俗与民风，又是摒弃所谓“贵族文学”的“人的文学”。无论内里，此作都可称得上是一部“江南风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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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描摹逐渐湮没的中式浪漫与礼仪
当“国潮”“古风”“新中式”蔚然成风之际，中国人于传统中寻得文化自信，传统审美强势回归。然对于积淀尚浅的年轻世代，往往只悦其表，未解其里。《山居续忆》中记载的庆典礼仪的场地陈设、席位安顿、乐舞布置等细节，完整再现了旧时庄重的传统典礼。
书中记叙高老太爷晚年两场轰动杭城的社交盛事：一场是“重谐花烛”，一场是“重宴鹿鸣”。这般礼制早已淡出华人生活，连名称都鲜为后人所知。品读细节，却能悟得中式礼仪的庄严感与文化内涵，唤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
“重谐花烛”，即结婚六十周年时再行婚礼仪式。作者的外公为其祖父母在庆典上登报邀请全杭城民众参与，设席百余桌，门庭可谓是“车水马龙”。彼时杭州军阀孙传芳亦亲赴高家道贺。
“重宴鹿鸣”，即中举六十年后，重新依循中举之式，邀同年举人与亲友设宴庆贺。高老太爷设宴时，神州早已废除科举制度，宴会流程也无亲历者口述。幸有亲戚钟毓龙于所著《说杭州》中详加记载，甚至详述座次安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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