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正在沈阳求学，恰逢《当代作家评论》创刊。最初办刊，思基和陈言贡献不小。我与他们的相识，得亏刘齐。那时刘齐是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负责人，在沈阳设了学术沙龙，我也被邀请参加。陈言偶尔也来，由此我们渐渐熟络。他们策划栏目时，常在北陵小区的院子。我读的学校就在隔壁，走动很方便。1986年左右，刘齐等人推荐林建法给陈言，编辑部便多了个从福建来的新面孔。杂志的风格，也由此开始有些微妙变化。
林建法是个高个子，带着福州口音。他随夫人迁居辽宁，地域跨度不小。但很快他就适应了东北气候，南人北相的样子，未让人感到生分。我们初次见面是在陈言家，那是一个冬日，具体聊了什么已记不清。那时他正忙得团团转，杂志的外务几乎都是他在张罗。编辑部还有个叫许振强的编辑，我们都曾在辽南的复县工作过，彼此相熟。印象中，林建法很擅长策划，他几乎熟悉国内所有活跃的作家和批评家，陈言曾说，林建法一来，自己就能松口气。
林建法热衷追踪新现象，文坛若有佳作问世，他总是兴奋不已；对心仪的作品，还会组织人讨论，刊物因而活跃。他在华东师大读过大学，与海派批评家关系不错。但他也看重京派文人，去北京时总要抽空见何西来等人。上海方面，接触较多的有陈思和、王晓明、吴亮等人。没多久，刊物的地域特色逐渐淡化，成了国内重要的批评阵地。
现在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当代作家评论》是个绕不开的平台。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在于呼应了启蒙理念。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它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齐头并进。杂志上总能读到有见地的文章。林建法不太看得上旧式批评模式，嫌它格局太小。有几位在我看来不错的学者的稿子，却被他退回。对朋友的文本，也从不客气，我记得自己有一篇稿子，他觉得不行，主要是不够聚焦。那时大家都在总结新时期十年创作，我的文字可能过于偏爱某个方面，系统性不足。现在想想他的看法是对的，他和陈言都认为我不太适合写理论性文章，认为个案分析更合适。这些年来，我时常记起他们善意的批评，也借此提醒自己别沉迷于宏大叙事。
我到北京工作后，与林建法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他和陈言也来鲁迅故居小聚过。那时我在鲁迅博物馆任职，与文坛鲜少往来，认识的北京作家，大多是他与陈言介绍的。或许因为我早年写过些批评文字，他觉得我转向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仍需关注当下，时常打电话来，说某某作家的作品值得关注，希望我点评。他催稿很紧，我也陆续写了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海淀搬到蒲黄榆，离汪曾祺先生家很近。林建法来京时，常去拜访汪老，顺道也来找我聊天。他与汪老的关系不浅，有几本书是他编的，汪老都题了序。有一段时期，他在沈阳开了书店，开张时汪老也到场，大家欢聚一堂。现在读《汪曾祺全集》，仍能感受到他们交往的痕迹。林建法为宣传汪曾祺做了不少事，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散文丛书，就收录了汪老的集子。他们之间的往来，都是一段佳话。
跟林建法相熟的人都知道，他心思很细，喜欢做幕后工作。他私下帮不少人整理作品。辽宁有个业余作者的小说集，经他编辑出版后备受关注。《蒋子龙文集》就是他在宾馆逐页校对的。后来该书举办出版会，蒋子龙第一个致谢的就是林建法。我那天在场，见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躲在角落。他还编过许多作家研究论文集，推动了众多作家年谱的出版。这类事情，说也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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