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金石考据之学，沿袭晚清朴学之治学脉络，至民国阶段，已实现从传统文人藏玩到现代科学考古考据范式的转型。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暨中国现代金石学体系的奠基者，毕生恪守“以实物为核心、以文献为佐证、多重互证、杜绝空谈”的治学理念，其在碑帖鉴定、古器物考辨、历代金石断代诸多论断方面所展现的学术成就，长久以来备受海内外文博学界尊崇，视作鉴藏领域的权威标准。马衡的治学态度向来严密审慎，着力革除明清金石赏鉴界好高骛远、凭感觉定论、盲目追随旧说的弊端，将地层出土环境、器物形制纹饰、书法风格演变、职官地理变迁、文字避讳通假等多重考据要素整合为系统研究体系，极大提升了中古石刻碑志的断代与辨伪水平，在近代文物学术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
马衡
不过即便是治学权威，也难免受到个人研究视野及时代条件的制约，并非其所有即时判断都能立为永恒不变的学术定论。现存的1945年马衡在重庆大足处灯下写给五弟马鉴的一封私人信函，完整保留了其金石考鉴生涯中一则极具代表性的误判事例：他坚决判定新出土西晋《杜谡碑》为后人伪造，这一结论与出土源流记录、两岸多家文博机构馆藏实物、巴蜀地域行政与丧葬制度文献全部相悖。这封家庭信件，恰好成为检视民国金石学转型阶段研究范式之不足、客观审视名家鉴断得失、体悟文物考据审慎原则的典型文本。尺牍中既有骨肉家事温情又有即时学术思辨，字里行间深藏着抗战末期山河动荡的时代印记，也明显暴露了金石学者在面对异地新出土古物时，单凭初步印象仓促判断的学术疏失。看似平实的家书短札，实际上蕴含着近代金石学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深层学术困境，直观体现出战乱时期南北信息不畅、边疆地域学术研究壁垒、单一考据维度片面推论造成的认知偏差，值得后世从事金石、石刻考鉴的学者仔细考量、层层剖析。
这封信撰于1945年4月30日灯下，距离抗战胜利仅数月，举国仍处战事相持之际。马衡当时正身处重庆大足，作为核心成员加入顾颉刚、杨家骆主持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对该地大型石窟群开展首次系统性科学研究。其弟马鉴则藏身成都，负责燕京大学文学院教务。是年四月，马鉴收到《杜谡碑》墨拓本，寄予其兄鉴赏。马衡收到拓本后，于考察团驻地灯下修书，依此前翻阅拓本留下的印象，在信中直接表达己见。整封信文风质朴无华，全无正式学术论文的修饰，完全是手足间互通近况的日常笔墨，原信内容转录如下：
五弟如晤：收到二十二日来信，并《杜谡碑》墨拓本，知悉。豫侄归国，兄甚感欣慰，若能参与轰炸东京之战，我等亦觉荣幸。谦儿传闻在潼关，不知是否守东路，但尚未收到其信。玉堂较为安稳，亦好。唯期盼早日消除战祸，他日学业或将有望。《杜谡碑》断为伪作，他人说法不可轻信。双流在汉代为广都，此处所谓葬于成都，伪造迹象明显。前展故宫书画中有宋高宗赐岳飞敕书，曾临摹过一次，现寄奉与君共享。此问日安。衡上言。四月三十日灯下。今日初遇陈国梁君（寿馀之岳父），忘其表字，弟还记得吗？请告知为谢。
马衡致马鉴的信
全信百余字篇幅，将家国抗敌愿望、子侄前线安危、亲友日常琐事、新出金石鉴赏融为一体，行文毫无刻意渲染，却将1945年国土分裂、南北音讯阻隔的时代背景完整呈现。承载着重要金石判语的一封短信，也因此跳出纯粹考据文本的枯燥框架，兼具学术争议价值与生动鲜活的近代私人史料属性。全文中最为关键、持续引发学界讨论的核心内容，便是马衡针对《杜谡碑》真伪作出毫不留情的断言：
《杜谡碑》断为伪作，他人说法不可轻信。双流在汉代为广都，此处所谓葬于成都，伪造迹象明显。
仅二十字短句，未见丝毫犹豫商量的语气。马衡随信还附赠自己临摹的宋高宗赐岳飞敕书墨迹供弟弟闲暇欣赏，文末顺便询问新结识的姻亲陈国梁的表字，各类家常小事与金石鉴定交织一处，足以证明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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