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的灯泡悬在屋梁之间，桌面铺展着审讯用的纸页，墨迹因汗水而晕开。凳子旁蜷缩着一个遍体鳞伤的男人，左耳边一道旧伤疤若隐若现。
那个自称汉奸的人端详半晌，手里的皮鞭竟垂落下来。
他认得这个人。
眼前之人是远房表哥家的孩子，幼时曾在村口同玩泥巴，逢年过节还曾随大人到过他们家。村里人都唤他三虎。
一九三七年之后，华北不少城镇落入日伪势力范围。街口布下卡哨，炮楼升起伪旗，伪警察所昼间查验良民证，夜间搜捕抗日人士。
地下党在这样的间隙中开展工作。递送一张纸条，需变换三条路线；会见一个人，要先绕过两条巷子；回到家里，就连亲人也不能多问一句。
三虎正是这网络中的一环。
他平日以小买卖为生，肩头总是搭着褡裢，内里有针线、火柴、盐巴等物。可褡裢夹层处，偶尔还压着一张薄纸，纸上记载着据点人数、换岗时刻、粮车行踪。
这任务绝不能出差错。
一旦失误，后方的所有人都会暴露无遗。
当年寒冬时节，村外有人被捕，日伪顺藤摸瓜，连夜封锁数条街巷。三虎在茶摊旁刚放下碗碟，两个伪警从背后攥住他的肩膀，茶水泼洒一地。
他没吭声。
进入据点后，先是被搜身。褡裢被翻个遍，连鞋底都被刀尖挑开。没有纸条，没有名单，只找到几枚铜钱和一把磨钝的小剪子。
敌人并不相信。
夜审开始时，屋里站着四个人。坐在桌后的那个伪警头目，姓马，投靠日伪后负责审讯。村里旧人背后称他马二爷，当面却只能称马队长。
他把审讯纸往前推了推，质问三虎："谁指使你来的？"
三虎抬起眼皮，只应道："我卖针线的。"
第一鞭落下，衣衫裂开一道口子。第二鞭再落，他手指抠住凳腿，指甲缝里渗出鲜血。
马队长审问得越急。
上级要名单，要交通站，要城里接头人。一个字得不到回答，斥责的是他；审讯不力，旁边手下也会看他的笑话。
打到第六鞭，三虎忽然抬头。
灯影正投在他左耳边。那道陈年裂口，像一根刺，扎进马队长眼中。
他想起许多年前，村口水沟边，有个小孩耳朵破了皮，哭着找大人。那孩子后来随父搬走，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
他审到一半才察觉，拷打的对象，竟是自家亲戚。
屋内骤然安静下来。
马队长将鞭子搁在桌上，喊手下出去抽烟。门关上后，他压低嗓音问："你是三虎？"
三虎嘴角撕裂，血顺着下巴滴在胸前。他望着那张熟识的面孔，没称亲戚，只回了句："你认错人了。"
这话，比任何供词都重。
马队长心里清楚，三虎不认，是不想牵扯这层亲属关系。但他更清楚，自己已无退路。日伪据点里，私情亦是罪过。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手却再未触碰那根鞭子。
天将明时，审讯纸上添了几个字："拒不交代。"没记录上线，没名单，没交通站。
三虎被拖出门时，双腿早已发软。可经过门槛，他还是用手指撑了一下墙，将身子挺直。
他没回头。
后来，三虎被转给军警队。家里人只接到一句简讯：人没了。没有陪葬物，连穿走的破棉袄也没送回来。
马队长活到了抗战结束，却再也不提那一夜。有人在集上问他，打亲戚时手是否发抖，他低头拾起摊上的秤砣，久久不语。
多年后，村外土坡上立起一座小碑。碑前摆着一只粗瓷碗，碗里压着几根烧剩的香脚。
清明风掠过坟冢，纸灰贴地飘转。那个夜里始终紧守口风的男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第六鞭悬停了，可那一夜，终究无人能真正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