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汪曾祺执教的致远中学向南行进，穿过成都南路，再过钜鹿路，便来到第二条横马蒲石路。此路乃以法国律师Louis Alfred Bourgeat的姓氏命名，1943年时已更名长乐路。即便是在汪曾祺旅居上海的岁月里，上海市民依旧习惯称其为蒲石路。编辑家、作家兼翻译家范泉（徐炜），大约在1947年底，从山阴路132弄6号搬到蒲石路662弄履安邨9号安家，平日里常在家中招待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刊物，曾郑重推出汪曾祺四十年代后期的力作《绿猫》与《鸡鸭名家》。那位“听水斋”的主人，可有机会不时拜访这位近邻？但文学史上，注定要铭刻《文艺春秋》与汪曾祺的深厚渊源。
执着批驳汪曾祺的文章，首推楼适夷的《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刊于香港《小说》月刊1949年2月二卷二期）。这位性情率真的左翼文坛前辈，以《鸡鸭名家》为切入点，指出汪氏笔下的民间艺人“发掘了特殊技人而加以美化”，作品确有“非常动人的景象”与“幻美的迷力”，但“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另一层面的幻美风格”也清晰可见。这主要体现在“作者用欣赏和恋惜的心情对待生活，甚至将生活视作书斋的摆设，他的意图仅是把人引离现实世界”。
抗战胜利后，楼适夷重返上海。在1946年6月至1947年11月期间，他担任《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的主编，持续广泛地接触沪上文化界的各位才俊。该报编辑部设于老成都北路973号，恰与致远中学毗邻。汪曾祺小说《绿猫》中对高尔基的一大段议论，切身触及了当时弥漫的俄苏文化氛围和激进的文学理念。“苏商”背景的《时代日报》，加上三十年代即在狱中开始翻译高尔基的楼适夷，自然都落入了汪曾祺关注的范围之内。
楼适夷虽未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过作品，却是该刊的常客。1947年3月，《文艺春秋》4卷3期的“推荐新人问题笔谈会”上，“适夷”的名字赫然在列。同年4月25日，他又接受范泉邀请，参加了“文艺春秋社”主办的“五四文艺节座谈会”（座谈内容见于同年5月出版的《文艺春秋》4卷5期）。与会者还有臧克家、许杰、陈白尘、孔另境、安娥、刘北汜等人，其中与汪曾祺相熟的臧克家、刘北汜，或许曾向楼适夷介绍过汪曾祺。当然，楼适夷也可能早已拜读过汪曾祺如天女散花般散见于平津沪各地的作品。
为何楼适夷直至赴港才公开评述汪曾祺？其一，正如其长文“附记”所述，他在香港能接触《泥土》《蚂蚁小集》等沪港两地的左翼文学刊物，了解到内地左翼青年作家圈中流行“沈从文‘集团’与‘小喽啰们’”的说法，这自然使他更容易将汪曾祺定性为沈从文的追随者。
更关键的原因，自然是香港《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第一辑”中，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已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展开了集中抨击。楼适夷对1948年小说创作的回顾，提及汪曾祺作品“看似无害的风格”，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自致远中学所在的福煦路（现今延安中路）往外滩方向步行，不远处便可抵达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72号的《大美晚报》。汪曾祺1983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星期天》，追忆了他蛰居“听水斋”时，“与一个在《大晚报》当夜班编辑的姓江的老兄同住另一间”。这位室友，或许正是《大美晚报》的编辑江流。
1948年7月至11月期间，江流与汪曾祺的朋友唐湜（“二唐”之一，汪在致远的后任是唐祈）合作，为《大美晚报》编辑文艺副刊“新写作”。该刊的创刊号和第二期就刊登了汪曾祺的小说《邂逅》，还发表了汪到北平后写给致远同学的《信》（信中的人物后来大多成了《星期天》的原型）。
江流为《一抹斜阳——代创刊辞》写下，“关于‘新写作’，我不想多谈，只原则上说，是文字的新运用。汪曾祺的作品便是一个好例。”他借此把“汪曾祺的作品”当作“新写作”的标杆。《大美晚报·新写作》的几位同仁，在汪曾祺离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