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彩云深处似故乡
(1968年2月2日-1972年3月18日)
烛光里的红纱巾
爱，往往与地域无关，与境遇无关，与条件无关。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它便会自然生长，如同阳光、水分、土壤和空气孕育出森林与鲜花。
初到西藏时，支青们普遍年纪尚轻，充满新鲜感与好奇，爱玩闹，鲜少有人主动涉足情爱。在桑伊喇嘛庙训练场上，大家跑操、干活、学习，初识不久，彼此连名字都常常记不清。这样的环境下，情感碰撞的机会本就稀少。虽有个别支青相互倾心，但具体是否有“地下活动”我不得而知，也未予深究，只见到无人真正迈出实质性步伐。
春节联欢会上，我们班与四班合演话剧《不忘阶级苦》，男女支青同台演出是青年连首次。此后，我们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习，彼此交往渐多。砍柴的山巅，挖渠的山麓，背石头的河畔，修埂的地头，大家互帮互助，男支青常主动承担重活，女支青也乐于为男支青缝补浆洗。日久天长，情谊如手足，偶有暧昧的“花絮”传出，却无一人修成正果。
青年连解散后，我们散居各连队劳动。又过两三年，多数支青成长为农场骨干，有的成为拖拉机手，有的当上卫生员，还有的担任文书、教师、会计等职务，逐渐褪去稚气，融入社会。
进入70年代初，多数支青年岁渐长，谈婚论嫁之事成为心头难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既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生的重要抉择。
“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浪潮汹涌，城市家庭纷纷将子女送往农村插队，知青问题牵动社会神经，各级政府成立知青办专门管理。但基层尤其是偏远地区，知识青年工作缺专人负责，散居山乡的知青孤独无助，思想苦闷，生活艰难。西藏军区生产部对支边青年管理严格，各级党组织政治上关怀，生活上照顾，引导我们扎根边疆、树立正确婚恋观。
当时，每个支青面临几条不同路径，归宿各异。
其一，为调回郑州，在本地成家是首要目标。不少支青如此考虑，家中父母亦然，积极在郑州牵线搭桥。但现实中，多数人未选择此路。回郑州成家，首要困境是夫妻长期分居，何时能调回，无人能答。内调之路，渺茫得很！
北京有位女支青，经同学介绍结识男友，双方相看悦目，休假时闪电结婚。新婚燕尔，感情炽热如胶似漆，三个月假期转瞬即逝，离京车站月台上，夫妻泪眼相送，难舍难分。然而回到西藏不久，她收到第一封来信便是“请求协议离婚”。男方无法忍受长期分居的孤寂，坚持离婚。
这桩真事令人触目惊心，让支青们心生寒意，尤其女支青。谁愿将终身大事当儿戏？千里相隔，两三年不得相见，人说距离产生美，那是诗人的想象，那是文学的虚构。现实是夫妻长年分离，牛郎织女尚能一年一会，何况是人？时间与距离非但不会增进感情，只会拉远彼此，带来信任危机、经济困境、孩子教育等难题。思及此，我们许多人未选择回内地择偶。
在西藏当地政府人员中寻觅伴侣，亦是途径之一。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