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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简称为M1[1]、M3[2]）出土的“君幸食”漆耳杯数量分别为50件、98件，这二者在墓中漆质饮食器具中的比重分别是31.6%、33.1%[3]。占比如此之高，足以说明“君幸食”漆耳杯在轪侯家族饮食器用体系里的核心地位，能够为研究汉初区域社会礼俗交融与贵族阶层饮食生活提供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参照《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对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铭文内涵及物质文化进行了考察。
“君”究竟是谁 “君”在甲骨文里的构成是“尹”“口”，其意为手持权杖、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带有尊贵的身份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下含义有所区别。学术界对于马王堆汉墓漆铭“君幸酒”“君幸食”中“君”的释读主要有四种说法：杜迺松指出，“君”代表墓主人生前的“显贵”身份[4]；陈松长提出，“君”是西汉丞相的专称[5]；傅举有主张“君”为“国君”[6]；吴松庚提出“君”是“子女对已逝父母的一种敬称”的看法[7]。上述学者借助《仪礼》《尔雅》《榖梁传》《汉书》《说文解字》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君”的身份作出了考释。
“君”铭漆器亦见于马王堆二号汉墓（以下简称M2[8]），但只有一件“君幸酒”漆耳杯，它在M2出土漆质饮食器具中的比重为0.8%[9]。倘若将M1、M3出土的“君幸食”漆耳杯、食盘、小漆盘、漆食奁、漆盒以及“君幸酒”漆耳杯、漆卮等“君”铭漆器全部算入统计，那么M1、M3出土的“君”铭漆器在其相应墓葬出土漆质饮食器具中的比重分别高达81.0%、82.0%[10]。这表明至少在M1墓主人下葬之际，轪侯家族对“君”铭漆器有着强烈的身份标识需求。结合M1、M3下葬时间晚于M2近二十年的背景，可以进一步推断：“君”铭漆器的大规模使用，是轪侯家族内部对“君”身份的确认。M1作为初代轪侯夫人之墓，M3作为二代轪侯之墓，二者都将饮食器具当作身份象征。初代轪侯下葬时，这一标识体系或许尚未成型，所以M2仅发现零星的“君幸酒”漆耳杯。倘若“君”是丞相或国君的专称，那么M1墓主人并无相应身份，其墓大量随葬“君”铭器，似乎有逾礼之嫌。事实上，M1使用“君”铭漆器并非逾礼。杜迺松引用《榖梁传》“侯之妻可称‘小君’”的观点，对此现象进行了说明[11]。M1、M3随葬“君”铭器的规模表明，“君”并非单纯的“小君”。傅举有提出，列侯以“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单元，设置家丞等从属人员[12]。在这种制度下，轪侯家内部需要明确最高权威，“家”之主君称“君”，其妻称“小君”，二者在列侯“家”的礼仪中均可统称“君”，也就是M1墓主初代轪侯夫人辛追、M2墓主初代轪侯利苍、M3墓主二代轪侯利豨的身份均为轪侯家的“君”，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轪侯家的核心角色。吴松庚提出的“子女对已逝父母的敬称”这一说法，在此语境下同样获得了支持。列侯“家”既是公家，又是私家。在“轪侯家族”的语境中，M1、M2、M3均由晚辈主持丧葬事宜，以“君”称逝者，既符合孝道礼制，也合乎敬称逻辑。
“君”铭漆器的规模化运用，将列侯“家”的等级秩序物化到了日常饮食器具之上。因此，马王堆汉墓“君”铭漆器的大规模使用，正是轪侯家以“君”区分等级、维系内部权力秩序的体现，印证了汉代列侯“家”作为公私合一的独立政治单元，以及“君”作为汉代列侯“家”和“家族”内部最高统治者的双重性质。
“幸食”的含义如何 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之“幸”是会意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有：“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13]此处“幸”作“希望”解。“君幸食”即希望“君”安享美食，反映了晚辈及臣属的敬奉与礼制性劝食。“幸”的对象是“食”，劝食行为既彰显家族内部的尊卑秩序，也展现了汉初贵族饮食生活的仪式感。
用器配置 马王堆汉墓“君幸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