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造领域，常以“创新”为圭臬，但少数作曲家反其道而行，在承继前辈影响中塑造自身。比如布鲁克纳，缺少贝多芬、舒伯特与瓦格纳的启示，或难有他独树一帜的交响曲风格。勃拉姆斯亦然，他的作品明确可见巴赫、贝多芬等人的笔意，不似藏头露尾，反而坦率引用前人技法。至于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他于马勒（笔者前文《老肖与马勒的“神交”》，《文汇报·笔会》2026年3月21日第8版）渊源深厚。在俄罗斯音乐家中，穆索尔斯基（1839—1881）最得肖氏青睐，精神层面与技术层面皆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伏尔科夫整理）中，多有关于穆氏的内容，他写道“穆索尔斯基与我有一种‘特殊关系’……他是我各方面的师长——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政治方面，艺术方面……我敬重穆索尔斯基，认为他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叶琼芳中译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页）。
乐史上，肖与穆地位有别。肖因创作丰富、内涵深刻，堪称重量级人物；穆氏虽未受过专业训练，一生未入“正途”，但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1868—1872）和钢琴曲《图画展览会》（1874）等佳作，证明其才华。然而主客观因素，特别是晚年贫病、酗酒，使穆氏作品不多，细节欠妥，英年早逝，常被视作“小作曲家”。不同的是，穆氏作品个性鲜明，追求“前卫”，深挖俄罗历史文化，呈现“众生相”，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般的深度。肖斯塔科维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审视穆氏，亲近其创作理念与技术，融入自身作品，一位“小”作曲家深度影响一位“大”作曲家，此类事例在乐史中实属罕见。
1939年，穆氏诞辰百年之际，肖斯塔科维奇受莫斯科大剧院邀约，为《鲍里斯·戈杜诺夫》重新配器。穆氏原作立意深远、创意奇特，但写作瑕疵较多，肖斯塔科维奇依钢琴谱编配乐队。次年，因战争，《肖版》《鲍里斯》延期（1959年首演）。这段经历，令肖与穆在音乐上知音相见。1958年，苏联将穆氏未竟歌剧《霍万斯基党人之乱》（作于1872—1880年间）搬上银幕，肖再次受邀，不仅配器，还整理、补全穆氏手稿。1959年，《霍万斯基》电影版问世，好评如潮，1960年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首演，随后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