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于广州粤秀山设立学海堂，作为诸书院稽古士讲业公所。该书院的办学宗旨昭然若揭：“本部堂建学海堂为课通省举贡生监经解诗古之所。”此书院亦是美国学者麦哲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其著作《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中所探讨的焦点。
《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美]麦哲维 著，沈正邦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该书副标题或使人略感诧异。毕竟，普遍观念认为，五口通商前，自然经济下的中国社会并无“移民城市”。这实属一厢情愿。譬如，与阮元故乡江苏仪征相邻的扬州，乃清代前期最富庶的盐业中心，但当地盐商几乎全为徽州人士。徽州“六邑”商人在两淮盐区经营达数百年之久。上海在“五口通商”前已遍布各地商人：乾隆十九年（1754），徽州宁国人于斜桥南创立徽宁会馆；乾隆二十二年（1757），泉州人、漳州人于咸瓜街建立泉漳会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东潮州人在洋行街建立潮州会馆……
广州亦复如是。麦哲维指出，“《学海堂录》所载学者中，四分之一为番禺县居民。几乎所有番禺居民皆珠江三角洲新来者，许多人源自浙江北部移民”。关于学海堂的建立，有学者评论道“粤人知博雅，皆自此堂启之”，“自此，广东学术开始与全国趋向接轨，赶上了时代的潮流”。换言之，将新学风引入广州的，非岭南广府土生土长的宿儒，而是一批与阮元根基不同的“流寓者”。
麦哲维的研究重心便是：这些人如何将自己从“广州的外人”转变为“广州的代言人”？书中提出一项论断：“19世纪本土文字作品的大量增生，部分由什么是‘广州的’定义权竞争所致。历经19世纪进程，通过学海堂的努力，以城市为中心的本土精英文化渐渐占得优势。”从这个角度观之，学海堂影响深远。正因其存在，流寓者得以跻身岭南文坛，并将自身学问冠以“广州”之名。
书中专辟一章，详述陈澧（1810-1882）的经历。陈澧毕生钻研学问，亦曾担任“学海堂”学长。这位“东塾先生”被视为广州乃至广东19世纪后期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然而，麦哲维考证陈澧族谱后揭示，“陈澧家族可追溯至最初源自浙江北部绍兴府”。明清两代，“绍兴师爷”名扬天下。18世纪中叶，陈澧祖父陈士奇成为家族中首任南下广州之人。他在广州东门外借助同为江南人士的舅父之力安顿下来，担任衙门钱粮“理问”差事。陈澧父亲陈大经则留居广州经商，通过与洋行往来积累财富。换言之，陈澧并非广州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家族至祖父一代才成为广州（番禺）人士。
正因此故，陈澧本人求学京城时屡次自称为“江南寓客”，在频繁往返京城与江南的途中不断“重新确立”其江南人的身份认同。麦哲维认为，此事极为关键，“陈澧不仅强调与江南的血缘联系，更致力于研习并传授来自江南的新学问，并在学海堂加以推广”。此处所言“新学问”，实指清代儒学中的“汉学”，即书中提到的“考证学这一源自18世纪的江南学问”。因其（陈澧）乃掌控书院生活的庞大寓居者与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陈澧时常试图跨越江南与广州两个世界，但其视线始终聚焦于江南。
这就引出陈澧晚年提出“汉宋调和论”这一著名观点。同治十年（1871），陈澧经历大病，康复后撰写《自述》，宣告其学问取径的一次转变——从青年时期对考证学的探索，转向对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