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我被调往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巨人》杂志担任编辑岗位。当时，《儿童文学选刊》与《巨人》虽为“兄弟刊物”，却都正值初创，都散发着蓬勃的锐气。《儿童文学选刊》我格外钟爱，每一期都认真阅读，钦佩其中大胆前瞻的作品、目光精准的点评、个性鲜明的办刊理念、融汇新锐与古典的审美追求，更能从字句间感受到编者的才华与文学热忱。
《巨人》编辑部坐落于主楼一层，办公室常年不见阳光，因而每逢午休，我都会去花园中寻一缕阳光。最常去的地点是小楼，那里有间阳光充足又充满文艺氛围的“会客厅”，每到中午时分，总会聚集起各个部门的美编、文编、作家、画家，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共享日光。一次，谈及有趣话题，一位女画家笑得十分放声，声响出奇，旁边有编辑忙示意她收敛些、勿扰他人，抬手指了指上方，说：“人家老周在。”
会客厅有一条笔直的楼梯通往二层，楼梯口那间小如储物间的斗室，正是《儿童文学选刊》的编辑部。后来我才恍然大悟，知晓编辑们“忌惮”的“老周”，是《儿童文学选刊》的主编周晓先生。
不知是因为空间逼仄，还是为了通风之需，《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的门多数时候是敞开的。周晓先生背对房门端坐，午休时便不下去聊天，整日在斗室中埋首校稿，用红笔圈出错字、删减冗文、修正标点，逐字斟酌。如若外界的喧嚣声扰了他，他就将门紧紧关上。
从旁人的表情我猜到，居于斗室的周晓先生显得老派而严肃，与年轻编辑们时髦随和、日渐宽松的生活姿态颇有格格不入之感。
没过多久，我就见到了周晓先生。那是一个雨天的中午，他身穿雨衣，手提一个沉重的黑包，正从笔直的楼梯往下走。他比我想象中显得苍老些，五十有余，头发花白、额头宽阔，面容儒雅，谈吐有力，但语速快时，会略有卡顿。
有人问他要往何处去，他答道，要带着清样赶往常熟印刷厂。
之后，在出版社的座谈会上，我得以结识周晓先生。
我尊称他为周老师，他则唤我小秦。每次相见，我们都会寒暄几句，但遇见周晓先生的次数并不频繁。说来颇为蹊跷，我似乎从未在社内的食堂或饮水处等生活场所遇到周晓先生。或许是恰好错过，又或许他对生活琐事从不愿耽搁。
《儿童文学选刊》开办十年时，有张照片定格了当时的几位前辈，从左至右为陈伯吹、任大霖、周晓、施雁冰。
周晓先生与其他文学前辈有所不同。当时的陈伯老、任氏兄弟、鲁兵、朱彦、郑马都对我颇为照顾，有的甚至与我相当熟稔。虽交往不多，但我能感到周晓先生言辞中肯，不像传说中那般犀利，尽管他的严谨、学究气以及某些耿直，让我与出版社的一些晚辈本能地感到些许拘谨，在敬重他的同时，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
岁月流转，《儿童文学选刊》陆续刊发了我的《新锁》《少女罗薇》《四弟的绿庄园》《失群的中学生》等作品，还编发了相关评论，后来更刊发了许多由我担任责编的作品，如《空屋》《啊，小百合》等等，即便如此，我与周晓先生依旧不甚熟稔。
时光来到1989年，有社领导来征询我的意向，询问我是否愿意调去《儿童文学选刊》，提议让我先任副主编，再接任主编。当时周晓先生已接近退休年龄。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周晓先生提着装满刊物清样的沉甸甸的黑包的画面。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我自认为更擅长创作，无法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几天后，社领导再次找到我，说社里曾尝试选拔其他接任者，却因种种缘由被周晓先生委婉拒绝，他正要为心爱的刊物寻觅一位称职的后继者，而正是他推荐了我。
出于对周晓先生及当年的《儿童文学选刊》的敬意，我最终答应了下来。《儿童文学选刊》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佳作层出不穷的平台，众多青年作家都渴盼得到展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以作品入选《儿童文学选刊》为荣。正是周晓先生所引领的“选刊”，竭力扶持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力量，栽培了一批出色的作家。能每期翘首以盼的刊物，很少有这样的。
《儿童文学选刊》创刊号
初任主编时，我对狭小编辑室中堆满油墨清样、读者来稿、译稿、旧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