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蒋立冬 绘） 目前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教授。他的研究向来聚焦于东亚区域及全球史背景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特别关注边疆地域与空间构建，以及东亚地区在现代性中的演变过程。他出版了《发现东亚》（2018年，2024年修订版）、《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2024年）等著作。另外还有两部具有很强问题延续性的学术专著——《划界：在图们江制造现代东亚（1881-1919）》（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2018年，2026年再版，本刊曾刊发王元崇教授对此书的评述）和《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The Neighborhood: Space, State, and Daily Life in a Manchurian City，2025年，2026年再版）。近期，这两部著作均有了新的版式推进：《西塔》的英文版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负责引入中国大陆，它的中文版将透过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划界》的中文版已正式在中国大陆发行。借由这样的机会，《上海书评》专访了宋念申教授。请他从西塔社区这一微观视角和图们江边界这一宏观层面出发，讲述东北地区的空间价值、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行动力，以及现代东亚国家形成的历史。这篇文章也是《上海书评》专栏“普林斯顿思想客”系列中的第四篇。
宋念申：西塔的历史，从清朝延续至今。采访、摄像：丁雄飞 视频编辑：杨小舟、丁雄飞(07:24) 您的写作历程，从《划界》到《发现东亚》《制造亚洲》，再到《西塔》，主题呈现出一贯的脉络。您如何概括这条线？
宋念申：《发现东亚》与《制造亚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它们更多是教学活动的成果。前者源自我在美国做博士后及担任助理教授时讲授的东亚近现代史课程，后来加以修订更适合中文读者阅读。至于《制造亚洲》，则是基于我在美国和清华大学开设的“古地图中的东亚”课程内容形成的。相对来说，《划界》与《西塔》可以视为真正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个人一直在思索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亚洲的“现代性”，特别是东亚如何与现代性互动。基本来说，这四本书探讨的都是同一个核心议题。
这两种类型的书籍，或者说我的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是在相互促进、彼此影响中成长的。一方面，我在课堂上传授研究过程中的心得，研究极大地影响到我讲授的内容与方式；另一方面，我最根本的史学关切，其实是在教学实践中慢慢形成的——怎样看待“亚洲”这一概念，它能为思考“现代性”提供什么样的协助。这类议题，专题式的历史研究往往难以充分展开。
宋念申著《发现东亚》 宋念申著《制造亚洲》 接下来我们谈谈您最新的著作《西塔》。您为何选择研究这个地方？或者说，为何关注东北地区？这与您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吗？您提到西塔具有中心性和边缘性的双重特点，如果将视角换成沈阳老城、铁西或满铁附属地，您讲述的故事会产生哪些变动？
宋念申：我出生在北京，成长在北京，读大学在北京，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北京。我对东北和边疆的接触其实很晚。首次到东北时，我已接近三十岁。在此之前，我对这方土地几乎一无所知。我向来生活在首都，对边疆没有任何体验。正因为对边疆几乎陌生，当我初次走进那片土地时，感受极为深刻，发觉那里有许多与北京想象中的边地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作为外来者，我与本地人看待边疆的方式也存在细微差异。那次东北之行对我学术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硕士论文研究的课题是中韩围绕高句丽古国的争端。那时我想追索的疑问是：为什么一个消失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古国，会在二十一世纪变成一个外交难题？
研究课题的确定，Sometimes very偶然。与其说我“选择”了题目，不如说是题目自己找到了我。我最早了解到西塔这个地方，大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