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伶小说中映现的权力格局何在？伶人榜单何以成为清代士人构筑浪漫想象、守护精神特权的途径？
《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从社会文化史和性别研究的双重维度出发，对清代京城戏园文化进行全面探究，尤其关注士大夫与伶人在舞台之外的情感纠葛和互动情形，深入挖掘被边缘化且带猎奇色彩梨园私寓制历史现象，还原一段被遮蔽的往事。作者以《凤城品花记》《品花宝鉴》等梨园花谱、小说为考察样本，参考文人笔记、日记、档案资料及戏曲史料，论证花谱作为士人维系精神特权、营造浪漫梦境的本质属性，揭示士伶关系中权力落差与消费剥削的面目，展现清代戏剧观、情爱观、性别认知的演变，为理解清代都市文化、阶层互动和权力结构提供别致视角。
《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吴存存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
>>段落摘录：
落榜书生考订梨园花谱，是在重新确立自己对世界的掌控与影响力
花谱属于特殊类型的流行读物，读者局限在士人阶层。那么，清人对花谱特质如何理解？清人常将其与士子仕途前程密切相关的科举榜单相提并论。《清稗类钞》便有一段记载：
京城官员文人醉心科举，此念时时刻刻萦绕心头，自然流露言行间。于是评判伶人事务，也用状元、榜眼、探花等头衔评定高下，称作花榜。
科举与花谱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晚清北京士人似乎并非这样认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等传统士人最为得意的人生达观，在清代北京征歌选伎风气兴盛的社会氛围中，转化为别种表达形式。将科考与花谱并置考察，可见清代狎伶纵乐风气发展到何种地步。张次溪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自序中提及：
当时文人雅士逢场比戏，加以品评，吟诗作赋，单行本流传甚多。如《燕兰小谱》等最为知名。其中记录伶人住所、姓名、才艺、性情等片段。《燕京杂记》讲到"便于寻觅香闺玉楼者一部览之。每两年一册，可类《缙绅便览》之书"。由此可见其价值所在。
把花谱与《缙绅便览》相提并论，成为分析京城士人与梨园文化的重要视角。清末民初名士姚华在《〈增补菊部群英〉跋》中，为花谱在北京的兴衰提供了具体历史语境：
（京城）宅邸连绵，歌伎相闻，贵公子时习粉墨，常以伶人作师。风习豪放，兼收并蓄，既无清寒潦倒之态，也少商贾俗气。师徒传承，世代相袭，常能不劳而获丰厚回报。故从业者日增。盛世年间，朝廷上下皆以声色为乐。远方才华之士，一旦考中功名到京城，无不抛却丧服、敞开心扉体验。遇得意春风时，便情不自禁吟诵题咏。有的辑录成录，编入文章炫耀才情。每逢春闹考试，伶界榜单几乎成例。但作品或传或失，我未得见其鼎盛时期。戊戌（1898）入京闻孟小如以下十人榜。癸卯（1903）重游，见王琴侬以下十人。至甲辰（1904）科举停废，菊榜也绝。不到十年国运骤变。民国元年（1912），遭严厉禁止，伶人与士人从此隔绝。
姚华明确指出，清代花谱因士人狎伶风习而诞生，相当长时期内与科举考试并行不悖，颇具"英雄美人各自千秋"之意趣。古代京都，素来存在举子与名妓相互倾慕的浪漫传统，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清代也不例外，只是对象由名妓转为名伶，特别是名旦。当然名旦始终代代更迭，这也是流行文化的典型特征。
晚清花谱盛行之时，科举放榜之日就是新花谱问世之时，二者在京城引起轰动。士人往往考毕即投身评花制谱活动。谭献《复堂日记补录》卷一曾记录他两次京中应试及撰写花谱《群芳小集》《群芳续集》全过程。谭献是晚清知名学者词人，曾任地方知县。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初，谭献首次自家乡赴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