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高校任务日渐繁重，一方面新工科、交叉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改革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学科调整、技术替代和评价改革等多重考验接踵而至。大学似乎总在回应新的时代需求，也总在现实推动下不断前行。
但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几乎每次高等教育深度改革，最终都会回归“通识教育”。技术加速、专业持续细分的当下，为何大学要反复探讨通识教育？每当知识体系、社会结构或人才需求变化，“人应接受怎样的教育”这一核心问题便会再次浮现？
今天，一读edu分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的见解。谢教授将通识教育置于大学改革与文明演进的宏大视域下审视：从工业革命时期人文与科学的论争，到人工智能重塑知识结构与人才培养，通识教育不断重回大学改革焦点，其本质在于大学在时代转型中，对“人如何成为人”这一问题的持续求索。
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 "十五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肩负重大历史使命，面临诸多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体现新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分类改革要求学校重新定位，学科专业设置需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紧密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推动高校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挑战促使大学教师反思自身价值与使命，而劳动力市场愈发严峻的就业压力，也让学生们增添了几分迷茫……高等教育改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联系，主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在压力巨大的背景下，高校应对时代挑战或许更需要重新审视某些基本问题，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为现实挑战寻求更明智的应对策略。通识教育便是这样的基本问题之一。历史与事实表明，通识教育议题总是高校回应时代诉求与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上的常客，可以说是高等教育改革与转型的标志性议题。回顾通识教育的历史脉络、审视其时代价值，能为高等教育改革深化提供基础性启示和创新性思路。
01 历史提供的启示 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的历史渊源深厚。以19世纪中后期为例，英国教育家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倡导绅士教育和人文教育，而进化论者赫胥黎则强调科学教育，质疑传统人文教育的价值。这场高等教育史上最经典、最核心的学术论争，正是在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打破传统人才需求的背景下展开的。双方的讨论及其影响，直接回应了工业革命和科学发展对传统大学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了大学改革发展，也形成了古今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张力。
1959年，英国学者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剑桥大学瑞德讲座提出“两种文化”的著名命题，同样反映了时代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矛盾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射。面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以及西方社会科技进步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斯诺的演讲直接回应了这一时代困境。当时社会文化领域思想冲突加剧，特别是以古典人文教育为背景的传统精英阶层与掌握现代科技的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不理解、不沟通，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上存在严重对立，深刻影响了大学教育。斯诺指出，这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裂，不仅严重问题不仅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