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在洛阳离世，终年四十岁。他是终结两汉、开启新朝的君主，登顶了世俗权力的顶峰。但在现存的信函、辞赋、诗作及文论中，我们屡屡发现一种与政治成功相悖的哀伤情调。这位现实中的胜利者，在文字间不断诉说那些无法挽回的失落：旧友的接二连三离世、时光的冷酷无情的流逝以及对死亡命运的参悟。帝王的权势终究无法超越那个战乱年代里个体的渺小，他也只能借助笔墨记录下那些故友与往事，以供日后追忆。
曹丕曾拥有最为快乐的日子。建安中后期，曹丕作为邺下文人群体的核心，与建安时期的文人结下了深厚的文学情谊。他们在邺城、南皮等地同乘马车，同席宴饮，将诗文创作、游赏娱乐以及未来的志向融合在一起，留下了许多少年时代游嬉的唱和之作。曹丕后来在给吴质的信中，重复提及这段早年的时光：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
这种对往昔交往的重温，贯穿了他之后的人生，他曾在书信中描绘出欢聚中一个微妙瞬间：
白日既隐，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这段描写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宴饮场景里。白日隐没，明月高悬，共同夜游。在马车缓缓行进、音乐清亮的盛宴高潮中，繁华背后的无常与脆弱骤然显现。乐声渐行渐远，哀情随着清风以及悲笳的音符贴近现实。曹丕是否在当时的宴会上就已预感到欢聚难以重现？抑或这种感受是在现实分离之后，对回忆的扭曲？唯一清晰的是，随着政治态势的变化，文人们因职位调动、地理阻隔而四分五裂，曾经并肩而处的伙伴变成了地图上遥远而隔离的点：
今果分别，各在一方。……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
景致依旧而人事已非，空间上的地理距离尚有重逢的希望，而建安末年的大疫，则将曹丕的失落推向顶点，建安文人群体的繁华落尽、风流云散。在此以前，阮瑀已于建安十七年（212年）左右先于他人离世，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天，王粲病逝于途中。紧随其后，厉疫全面爆发。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在极短的时间里相继离世。
大疫结束后，曹丕在给吴质的另一封信中，留下了关于这场灾难的沉痛记录：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曹丕曾寄望众人能以文才和文学为纽带长久相守，然而文学终究不具备这种力量，无法抵御自然与时代的猛烈冲击。汉魏之际，战乱加上瘟疫，个人的生命变得极其脆弱。或许正因如此，这时期的作品对生死更替的自然节律与时间流逝的感知特别敏锐。
建安七子 曹丕常将时间感受与自然界万物生老变化的关联结合起来，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随军出行途中，途经旧地，看到一棵他十五年前亲手栽种的柳树。这棵柳树已经长成，枝条轻柔地飘拂，展现出持久的存在。赋序中写道：
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
树木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了下来，甚至比从前更加茂盛；当年陪伴在侧、见证过栽柳过程的那些鲜活的人，已经在岁月的流转中凋零消逝。这种植物生命与人类生命的时间差距，直接触动了他触景生情的情绪。在《柳赋》正文中，他写道：
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
柳树的年轮不断增长，人的生命却日益消减。人类试图在土地上留下痕迹，种下一株树作为生命坐标，最终这个坐标本身超出了种树者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