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在一场无形的围困中如何以马兰草解救“纸荒”？
王 斐 贺启翔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时，陕甘宁边区的生活物资相当短缺。尤其是纸张，对于当地百姓而言，极为稀有。尽管米脂、葭县（今佳县）、绥德等地已有家庭式的麻纸作坊，但产量甚微。
困境：纸张成稀有品 1936年4月，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在《陕甘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建设》中提到：“陕北从前不仅不产纸，加之国民党的愚民政策，教育经费被用作军费，自然不需要纸张，因此纸张供应紧张。”随着中央机构运作和各类学校的建立，纸张需求量激增，市场供应一时难以满足。当时，边区机关人员及教育工作者每月仅分配到5张纸，一些单位甚至用桦树皮记录笔记、制作墙报，连医生写处方也用桦树皮。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道：“全球还有哪个学校因为纸张匮乏，不得不使用敌对宣传材料的反面来记笔记？”海伦·斯诺也曾表示：“即便是最普通的纸张在当地也属于高档品。”
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后，纸张主要依靠外部购买。1937年，边区政府建设厅联合擅长安手工造纸的地主李双全，在甘谷驿合办了一家造纸工坊，仅有1个捞纸池和6位工人，以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采用传统手工造纸方法。1938年5月，这个工坊规模有所扩大，成立了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工徒增至14人，拥有4个捞纸池，年产量仅为50令。
然而，1939年“纸荒”问题加剧。自1939年起，国民党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从1940年开始，调动大量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禁止粮食、棉花、布匹、纸张等必需品进入，企图“困死”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战士。1941年国民党停止向八路军发放军饷后，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压力，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曾经缺少衣物，缺乏油料，缺少纸张，缺少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
由于纸张的短缺，党的政策宣传、文件发布以及机关和学校的日常办公与学习受到极大影响。1940年1月，艾思奇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边区出版面临的所有难题，关键在于纸张短缺，因此印刷数量受到限制，难以满足需求，这也限制了文艺出版物的印刷。”1941年6月19日，《解放日报》在创刊不到一个月时，因纸张不足而被迫公告减少印刷量：“由于边区造纸厂的产量还远远不够，导致报纸的印刷数量不得不大幅减少”，文中表达了无奈之情，“实属无奈之举，望读者谅解”。一周后，6月26日，延安新华书店也刊登通知，由于纸张不足，《解放》和《中国文化》等期刊被迫减少发行量。“纸张比子弹金贵”，真是一语道出了当时文化界的困境。
面对这一困境，边区必须自行解决纸张生产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号召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的力量，共同克服这一限制边区发展的用纸难题。作为当时边区唯一的纸厂，1939年安塞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通过“大量购置稻草、麦秆草、破布、糜草，小米杆以及山上的野草等造纸原料”和技术改良，努力增加产量，但仍仅能“日产报纸一万张”。1940年5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了造纸专门委员会，邀请各领域专家进行研究。8月，边区学联向各学校发起号召：“各学生会配合学校执行大量收集废纸，供造纸厂作原料。”并强调“收集废纸，方便且有益”。中央教导大队、枣园纸厂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广告，收购废纸：“印刷纸头每斤4元大洋，普通破纸每斤3元大洋。”尽管到1941年政府公营和机关经营的十几家造纸厂逐步进入生产正轨，但需求缺口依然很大。根据不完全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