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马歇尔（蒋立冬 绘）
近十年来，英国政坛风波不断：脱欧公投搅动朝野，议会和政府多次激烈交锋，不成文的宪法惯例屡屡被挑战；观察欧美，民粹主义势头正劲，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民主秩序与价值共识再遇困境。诸多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政治制度的延续，同样需要一些“看不见”的因素支撑，譬如尊重、自律、惯例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倘若政治参与者不再自我约束，再周密的制度也可能迅速失效。
法国塞尔吉巴黎大学的英国研究教授、AGORA研究中心负责人卡特琳·马歇尔（Catherine Marshall）以“政治遵从”为核心的研究，恰为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视角，却尚未引起中文学界的足够重视。马歇尔曾担任“数字时代的政治思想”硕士项目联合负责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访问学者，其研究聚焦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思想史及其影响，尤其擅长研究沃尔特·白芝浩。她出版的著作有《民主时代的政治遵从：从十八世纪到脱欧的英国政治与宪制》（2021）；编撰了三卷本《形而上学学会文献集（1869-1880）》（2015）、《形而上学学会：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思想生活》（2019）、《二十一世纪视野下的戴雪研究：一位维多利亚宪制学者的持久遗产》（2024）。
不久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嘉琪在巴黎访问期间，代表《上海书评》采访了马歇尔教授。对话围绕“政治遵从”这一概念的双重含义展开，进而探讨了英国不成文宪制的运作原理与内在脆弱性、脱欧所显现的议会主权与人民主权的矛盾、成文宪法能否化解当前危机等议题，还延伸到她独特的治学道路、最新研究动态，以及对人工智能时代认知滑坡的忧虑。我们期望，通过这位法国学者的“旁观者”视角，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英国宪政传统，也能借此审视当代民主政治的普遍难题。
访谈定稿时，安迪·伯纳姆于7月20日获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正式接替斯塔默担任首相。唐宁街10号十年间更换七任主人，马歇尔教授始终探寻的“究竟什么是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及稳定性”，正以最直接的方式考验着她笔下那套“精巧却脆弱”的宪制体系。
英国政治史、思想史对中国读者而言并非生疏之物。不过，相较而言，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帝国历史或议会制度等主题往往更受关注。你的研究从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入手，通过形而上学学会（Metaphysical Society）、A. V. 戴雪（A. V. Dicey）等主题延伸至英国当代危机，展现了英国宪政传统中更为精细的面向：制度不仅依托法律和权力布局，也亟需尊重、克制、惯例、象征和历史想象。同时，你以法国学者的身份在法国学术环境下研究英国思想史，这一跨国学术立场本身也颇具意义。
不妨从你近年的专著《民主时代的政治遵从》（Political Deference in a Democratic Age: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Brexit）谈起。书名本身就充满张力：“遵从”（deference）看似是对权威的顺从，“民主时代”（democratic age）则象征着平等、参与和人民主权。然而在你书中，“政治遵从”（political deference）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它似乎并非纯粹的被动顺从，而是盎格鲁-英国宪制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治尊重形式。它关乎公民与政治行动者对制度、传统、宪法惯例与道德秩序的认同，也蕴含着为共同利益而做出的某种自我约束。你为何选择这一概念作为剖析英国宪政传统的核心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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