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在敦煌的经营与开拓
◎刘进宝
从战国至秦朝，敦煌地区的主要居民为月氏、塞种胡及乌孙等族群。这些族群中，月氏势力最为强大。塞种胡本属允姓之戎，世代定居敦煌，后被月氏驱逐，转往葱岭以南栖居。因此，在秦汉之交，敦煌及河西一带的主要族群变成了月氏和乌孙。
一、汉代对敦煌的开疆拓土
西汉初年，匈奴攻占了河西地区，驱逐了月氏、乌孙，占据此地。匈奴既控制河西又支配西域后，除向占领区征收赋税外，更严重破坏并阻隔了中西交通；同时联合羌人，对汉朝构成威胁。然而，因西汉初年汉帝国社会经济极端衰败，加上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御匈奴进攻，不得不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
▲威武 雷台祥云 摄影：姜爱平
但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未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频繁侵扰汉边郡，杀掠百姓。“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
历经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即位时，国力已很充实。文景时期平定了“异姓诸王”的背叛及“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中原割据势力和大商贾势力都受到极大打击，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和巩固。如此，西汉王朝便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反击匈奴。武帝采纳抗战派大臣建议，发动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张掖 山丹马场 摄影：陈礼
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匈战争的序幕。这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转向战争的关键时刻。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主要包括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通过河南之战，收复了“河南地”；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河西之战主要由青年将领霍去病主导进行。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领轻骑万人从陇西出发进行试探性进攻。霍去病对进军路线做了慎重选择，因为“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因此，其路线既不能深入羌中与西羌强军相遇导致被阻，又不能靠近匈奴本部，以免惊动匈奴主力陷入重围不知所措。霍去病只能在两大势力边缘地带穿行，这样既能快速抵达河西浑邪、休屠部地，实现轻骑出击目的。
据《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丰。同年夏，汉王朝决定乘胜追击，再次进军河西，彻底摧毁匈奴在河西的势力，掌控河西，保障中西交通。据《汉书》记载，元狩二年夏天，霍去病自北地出发，经居延南下至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余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再次遭受重创。
▲酒泉 钟鼓楼（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霍去病在河西之战的大胜，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适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影响极为深远。《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
河西的匈奴在一年内遭遇两次打击，已难持续支撑，而匈奴单于又责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他们派人联系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李息上报朝廷。“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此时，休屠王反悔不想投降，浑邪王杀死了他，合并了他的部众；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军直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全部渡河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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