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的煤油灯，光圈不大，刚好斜斜地映在床沿边。
她蜷在榻上，身上那件蓝布褂子，领口微微弓着。
怀里抱着刚满两岁的孩子，小家伙哼哼唧唧地吸着奶，偌大的屋子，静得只能听见咂嘴的声响。
窗外不时传来几声远方的狗吠，声音低沉。
我斜倚在墙根，手里攥着顶半旧的工人帽，帽檐被指节摩挲得有些卷边。
墙面上，我们俩并排贴着的大红喜字还挂着余温，糨糊显然没干。
她终于给孩子喂完了奶，伸手轻轻拍着孩子的后背。
小家伙打了个响亮的嗝，在她怀里渐渐眯上了眼睛。
她才转过身来，手指慢条斯理地捋了捋衣襟，然后抬头望着我。
昏黄的光线下，她的脸有些微红，说不上是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嘴唇动了动，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带着点刻意压制的平静。
“你们……见笑了。”
她轻声说。
话音刚落，她又飞快地垂下眼帘，目光落在怀里孩子睡着的脸蛋上。
就这短短的两个字，像根细小的刺，轻轻扎了我一下。
不疼，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慢慢在胸口漾开。
我叫赵永平，那年正好三十岁。
在城东红星机械厂做钳工，手艺做到六级。
爹娘走得早，底下就一个妹妹，前年出嫁到了邻省。
家里就我一人，借住在厂里分的宿舍，已经住了好几回了。
车间主任老郭，人挺热络，总念叨我该找个伴儿。
“永平啊，你条件不算差，手艺又好，人还老实，咋就单着呢？”
我通常也就是笑笑，递上一支烟。
不是不想，就是没碰上合眼的姑娘，又或许是自个儿性子闷，不会讨好女同志。
日子就这么平淡地滑过，上班，下班，食堂吃饭，回宿舍睡觉。
偶尔和工友凑一桌打打扑克，更多时候对着那台旧收音机，听里面咿咿呀呀的戏文。
我以为这辈子差不多就这个样了。
直到七五年开春，老郭把我拉到车间拐角。
“永平，跟你说个事儿。”
他搓着手，神神秘秘地。
“厂里有个女同志，人挺好，长得也不错，手脚也利索，在纺织厂做挡车工。”
我听着，没吭声。
“就是……”老郭压低了嗓门，“她是个寡妇，男人去年工伤没了。还带着个孩子，男孩，一岁多。”
我心头一跳。
“这事儿，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老郭拍着我的肩膀，“但这女同志，真没挑，家里收拾得干净，厂里都评过先进。婆家那边……唉，不管她们娘俩。一个女人拉扯孩子，不容易。”
他看着我，眼神是认真的。
“你先别急着否定。先见见，就当认识个什么人，成不？”
我沉吟了半天。
烟灰缸里的烟抽完了，把烟蒂摁灭在脚下。
“行。”我说。
见面定在人民公园门口，一个礼拜天的午后。
我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头发特意用凉水冲了冲。
提前了十分钟到，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
接着我就看见了她。
她穿着件浅灰色的的确良衬衫，黑色裤子，裤腿剪裁得笔直。
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用小薄被裹着。
头发梳成一条粗辫子，从额前垂下几缕碎发。
脸色白得让人猜不出是不是常在车间里不见日头，眉眼清秀，鼻子尖挺的。
见着我，她脚步顿了顿，随后慢慢走过来。
“是赵永平同志吧？”她问，声音轻轻的，但很清楚。
“是我。”我赶紧应了声。
“我叫王秀兰。”她报上名来，目光平静地望着我，既不闪躲，也不多打量。
孩子在她怀里动了动，咿呀地发出一点声。
她弯腰，轻轻拍了拍孩子，动作很自然。
我们在公园里慢慢走着。
起初没怎么说话，气氛有点闷。
我就问：“孩子多大了？”
“一岁九个月。”她回答，“小名小涛。”
“挺好。”我接话。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似乎弯了一下，但很快又板正了。
“赵师傅在机械厂当钳工？”
“嗯，做了十来年。”
“那手艺定很棒。”
“凑合，混口饭吃就行。”
说着说着，对话渐渐流畅起来。
她话不多，问什么答什么，很爽快。
聊到厂里的事，她能接上两三句，谈到孩子，她会多说起些。
小涛很乖，大部分时候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打量着周围，一声不吭。
走到一棵长椅旁，我说：“坐这儿歇会儿吧。”
她点点头，先仔细看了看椅子，才把孩子抱坐上去。
我从兜里摸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烤红薯，还冒着热气。
“给，给小涛……或者你，垫垫肚子。”我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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