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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非洲大陆上千年的纷争，十几年没重燃战火，起因竟是河里的淡水。两个总人口两亿上下的古老国家，彼此间的争端焦点并非黄金或石油，而是水资源问题。双方的总统都放出了狠话，挡了他们用水量的红线，那就是和国民过不去。这话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两边赌的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旦退让，自家人的生计可能就毁了。
埃及人视尼罗河为母亲河，但很少有人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尼罗河97%的水来源并非埃及境内。换句话说，一亿多人的命脉所在，从根本就没掌握在自己手里。
整条尼罗河全长六千多公里，分成白、青两支主干。白尼罗河从维多利亚湖发源，河道蜿蜒曲折，水流平缓，年均贡献约24%的河水总量，洪水期仅占5–10%。关键的是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塔纳湖，长度大约是白尼罗河的一半，年均贡献却是60–68%的河水，洪水期占比超过八成。这条河从海拔近两千米的高原奔腾而下，境内落差超过一千五百米，水势迅猛如野马脱缰，既是尼罗河的水量核心，也是老天爷赐予的天然水电宝库。
掌控着这个“水龙头”的埃塞俄比亚，过去大半生却在贫困中挣扎。1.35亿人口中，在大坝开工前约有一半人连稳定的电力都享受不到，农村偏远地区的情况更为糟糕，孩子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学习，诊所的冰箱因为经常停电导致疫苗无法保存，工厂想满负荷生产也力不从心。埃塞俄比亚人心里积压了多少年的委屈？自家境内流淌的河水，凭什么不能自己使用，便宜了下游？
这桩令人憋屈的事，根源得追溯到一百年前的殖民时代。
1929年，英国人在开罗的办公室里，轻率地在地图上画了两笔，就确定了尼罗河的用水规则。那时英国手握埃及和苏丹的大权，在流域内是唯一的霸主。签下的协议简单而霸道：埃及每年获得480亿立方米，苏丹获得40亿，最关键的是给了埃及一票否决权——上游任何国家想修建水利设施，都必须经过埃及的同意。
真正具有产水能力的埃塞俄比亚呢？直接被排除在谈判桌外，甚至连意见征询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埃塞俄比亚国力衰弱，在英国人眼中根本无足轻重。拥有水源却无发言权，用水国家反而掌握决策权，这荒唐的规矩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殖民主义的色彩。
到了1959年，埃及和苏丹私下又达成了新的协议，重新分配了尼罗河的水资源：埃及每年获得555亿立方米，苏丹获得185亿，两国几乎垄断了整条河的水资源。整个过程没有与上游任何国家沟通，仿佛青尼罗河和埃塞俄比亚毫无关系。就这样，整整八十年，上游国家眼睁睁看着河水流向下游，想修建水库或水电站都必须看下游脸色，旧的规则借助殖民时期的惯性，勉强维持了近百年。
时代在变，上游国家人口增长，发展需求增加，谁也不愿再忍受这种委屈。
埃及急切并非无事找事，而是真的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埃及国土面积为一百万平方公里稍多，95%是荒凉的撒哈拉沙漠，人口超过一亿一千万人，95%居住在尼罗河两岸仅占国土5%的狭长地带。从空中俯瞰，尼罗河如一条绿丝带，丝带之外尽是黄沙，离开这条河，生存都成问题。全国90%以上的淡水依赖尼罗河，现在人均年淡水占有量仅为560立方米，还不足联合国划定的一千立方米缺水红线的一半，已经深陷极度缺水的困境。
上世纪五十年代，埃及人口只有两千七百万，人均水量还有两千六百多立方米，还算充裕。七十多年过去，人口翻了四倍多，人均水量被削减了八成，缺水问题日益严重。超过八成的淡水用于农业，尼罗河三角洲的两万平方公里耕地，承载着全国人的生计。这里的农民种植小麦、水稻、棉花，每块地的用水量都受到严格控制，稍有差池就会影响收成。
当年阿斯旺大坝建成时，埃及人以为锁定了尼罗河的命运。纳赛尔湖库容1689亿立方米，相当于尼罗河三年总流量的积蓄，可以旱涝保收且发电。但阿斯旺大坝再宏伟，也控制不了上游放多少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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