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广州水上人家（原称“疍民”，后改为“水上居民”）迎来了从备受歧视的漂泊群体到平等上岸定居的历史性转变。这个转变以1949年广州解放为分水岭，解放前后，他们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以及政策导向呈现出明显差异。
一、建国前：备受压迫的“贱民”群体
1949年之前，广州水上居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极为困苦，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人口与规模：1930年代统计显示，广州水上居民约1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他们居住在2万到3万余艘大小船只上，珠江江面（从东边的猎德涌到西边的白鹅潭）密布着船艇，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水上浮城”。
社会地位：被视为“贱民”，不准上岸居住、不准与陆上人通婚，即便偶尔上岸也不能穿鞋。他们遭受严重的歧视，被侮辱性地称为“疍家婆”、“水狗仔”等。
生活与教育：以船为家（称为“连家船”），主要从事捕鱼、渡客、水上运输等工作。由于政策限制和贫困，子女无法入学，文盲率高达97%以上，且没有专门的学校招收他们。
居住形态：除了狭小的船艇，部分水上居民还住在靠岸水面搭建的“疍家棚”里，生活环境十分恶劣，食水不卫生，儿童常常被绑着木板以防止溺亡。
二、建国后：翻身做主与大规模上岸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设立专门行政区、废除歧视政策以及实施安居工程，彻底扭转了这一群体的命运。
政治翻身：1949年11月，珠江区人民政府成立（全国最大的水上行政区），正式废除“疍家”称呼，改称“水上人民/居民”。疍民首次获得了选举权，甚至有人当选为副区长，社会地位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政策转折：1950年，人代会决议废除所有歧视性规定；1954年，周恩来总理视察珠江时指出“水上居民长期住在小艇上不行”，这一指示直接推动了上岸定居工程。
上岸工程：
起步：1956年成立领导小组，坚持自愿原则，分批搬迁。1958年，第一批新村（如荔湾涌、芳村）建成。
高潮：1959年至1966年，中央和地方拨款巨款，在滨江东路、中山八路等地修建了大量住宅。到1966年，约70%（4万余人）的水上居民已经上岸定居。
终结：持续建设至1980年代，1987年最后一批水上居民上岸，标志着广州延续千年的“水上人家”成为历史名词。
配套保障：同期创办了水上小学（后转为陆上学校），入学率迅速提升至98%；建立了民船运输服务社，改善了经济来源；还打击了江面的黑恶势力，保障了他们的安全。
如今，珠江水面已经不见连家船的踪影，原水上居民的后代大多融入了城市社区，他们独特的咸水歌、妈祖信仰等文化元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