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许多描绘清宫故事的影视剧，不少人心中便勾勒出一幅京城模样：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清爽利落，两旁林立着雕梁画栋的宅邸，路上的人们衣着光鲜，处处流露出东方大国的秩序与鼎盛。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光鲜，长达两百多年的清朝里，北京城的街巷间常是粪便堆积，寻常百姓随地大小便十分普遍，所谓的“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实际上是一座出行需时时留意脚下、暑日不敢畅快呼吸的“气味之城”。
此言非虚，也非贬损之语，而是依据大量史料、笔记以及外国访客的见闻所证实的事实。乾隆年间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访中国，他们在随行笔记中直接记录了北京街头的惨状：随处可见人畜排泄物，泥沙与秽物混杂一处，风起时尘土漫天，雨来则污水分流，整座城市弥漫着难以言喻的异味。使团成员本期待见到传说中的富贵东方帝都，现实的景象却令他们感到巨大落差，而这还是在康乾盛世最鼎盛的时期。
不少人或许会好奇：如此庄严的国都，为何会脏乱到如此地步？难道没有相关管理吗？关键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严重缺失。明清两代修筑北京城时，主要着眼于皇权体面与排水防洪，并未规划出符合现代概念的排污系统，更缺乏配套的公共厕所设施。内城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人口中，由官方设立的公共厕所数量屈指可数，且多集中在市集附近，条件简陋狭小，寻常百姓外出如厕极为不便。
人口的激增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弊端。明朝初年北京常住人口仅数十万，到清朝中后期，随着旗人落籍、官员家属迁入、商贾与流民涌集，京城人口已逾百万，居住密度达到空前高度。多数平民栖身于拥挤的大杂院，家中无独立厕所，仅靠马桶、夜壶解决生理需求，清晨时统一倾倒。然而外出办事、走街串巷时遇到紧急情况，总不能憋至回家，于是沿着墙根、无人角落就地解决便成了普遍做法。
日积月累，从普通百姓到士兵商贩，甚至赶路的学子、办事的官吏，都养成了路边如厕的习惯。墙根下、树坑旁、城门洞，处处可见露天的排污设施。更有趣的是，随地大小便的习俗还催生出一项专门的行业——掏粪业。家家户户储存粪便，街道上秽物遍地，自然需要人清理。清代北京出现了专职处理粪便的“粪夫”，他们每天天刚亮就推着独轮车穿梭于街巷，挨家挨户收取马桶中的排泄物，并清理沿街的污秽，运往城外的粪场晾晒，最后将肥料卖予郊外农户。
这门看似卑贱的营生，在当时却有着严格的“地盘”制度，业内称为“粪道”。每条巷弄、每个区域都有固定的收粪归属，外人不得擅自插手，粪道甚至可以买卖、继承。到了清朝末年，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粪霸”，他们凭借武力与关系垄断某一区域的粪便生意，一面压低对百姓的收粪费用，一面抬高对农民的肥料售价，从中牟取高额利润，连官府也往往不予过问。
一个依靠粪便运作的产业能发展至此规模，正说明京城随地便溺、家庭储粪的现象有多普遍。朝廷当然知晓京城卫生状况不佳，历代皇帝都曾颁布谕令整治。康熙年间便下令禁止百姓在街巷随意排泄，乾隆年间多次重申禁令，并拨款于主要街道建造少量官办厕所，要求粪车必须遮盖车蓬，避免途中散落秽物。但这些政策往往收效甚微：几十座厕所对百万人口而言微不足道，百姓总不能为方便多走几里路；街上的巡逻兵丁数量有限，难以覆盖成百上千条巷弄；至于粪车遮盖的规定，更多依赖粪夫自觉，多数时候形同虚设。
通常禁令颁布初，众人会暂时收敛，风声过后又恢复旧态。这种状况持续到清朝末年。清末新政时，朝廷仿效西方设立专门卫生管理机构，开始大规模建造公共厕所、铺设排水管道，组织人员定期清理街道，甚至制定了针对随地便溺的惩罚细则。直到这时，北京城随地大小便的恶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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