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数字，若在开国上将之列，着实显眼。
他并非没打过硬仗。平型关、四平、天津，许多硬仗他都参与过；三十八军首任军长，亦由他担任。可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提及他的最高职务，常指向一九六二年九月任的副总参谋长。
猛将至于副总长，算低吗？
不算低。
但若将他的战功、年龄、资历合计考量，又总让人觉得：此人不该止步于此。
一九一四年，李天佑降于广西临桂农家。少年时家道贫寒，读书无多，很早就离家谋生路。
一九二九年，他进入南宁教导总队。同年十月，随张云逸前往百色地区，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组建，李天佑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那时他年纪尚轻，身上尚无将军风姿。队伍行进，脚底磨破；山路疾行，枪背在肩，人不断向前。
他未曾退。
此步，将一个广西农家子弟，推向后来几十载的枪炮声中。
他的第一块硬勋章，是敢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天佑在红三军团效力。长征途中，他率部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国民党军桂系部队，激战三日三夜，保障中央及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新圩一带，山地、村落、道路交织，枪声从昼夜相接。
守不住，后方的部队即面临险境。
李天佑守住了。
至抗战烽火燃起，他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平型关战斗中，六八六团承担重任，老爷庙制高点一度被日军抢占，威胁乔沟公路上的战斗。
命令下达：夺回老爷庙。
山势上，战士一次次向上突进。最终阵地光复，代价沉重。
老兵刘西元后来追忆，老爷庙收复后，营长身负重伤，九连仅存十余人。
这并非传奇中的轻描淡写。
这是实打实的硬战。
可李天佑身上第一道光限制，也恰从这些硬战中滋长。
他伤病缠身。
一九三八年五月，因伤病阻碍，李天佑离开发战场返回延安疗愈。年底，他又奉命赴苏联学习，其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
这段经历为他带来大兵团作战的视野，亦让他错过了抗战中一段最为胶着、最为耗费的华北敌后战场。
此为得，亦为失。
一名指挥员，身体难支，岗位便易人；一人他处疗养学习，战场履历便少好几页。
他的短板非是胆气不足。
是身体被战争过早耗损了。
一九四五年归国后，李天佑又被派往东北。东北战场，正是大兵团决战的所在。
四平，是他的又一场硬仗。
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再度攻打四平。李天佑与万毅协同指挥攻城部队。守军构筑工防，城内外地堡、铁丝网、交通壕连缀成片。
总攻发起后，部队突入城内，激战二十多小时，歼灭守军近两万人。
四平城里，炮火停歇时，街巷仍腾烟雾。
此战，将李天佑的攻坚能力展现在东北战场的视界中。
同年十一月，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李天佑担当首任军长。
三十八军后来声名赫赫，而其最初军长，就是这个广西人。
天津战役中，他参与指挥西线部队进攻金汤桥。东西两路部队会师，全歼天津守军，陈长捷被擒。
从平型关至四平，再至天津，李天佑非仅为冲锋的“猛将”。
他能打山地，亦能攻城；能打伏击，亦能攻坚。
这就更令人深思了：这样的人，建国后何以未攀更高高位？
第三个限制，便在此处。
他缺少的，非战场威望，而是和平建军时主持全局条件持续、稳固、长时间的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先在广西任职。一九五一年四月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参与并组织广西剿匪。
广西当时匪患猖獗，土匪人数众多，情形错综。山路、村寨、民情、武装残余杂糅一处，非一两次大会战便能肃清。
李天佑重返家乡，却非荣归故里。
他面对的是刚获解放、秩序待重建的广西。
其后，他又赴军事学院深造，出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一九六二年九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这些职务不算低。
但与一些长居总部、军区、兵种系统的将领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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