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作为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却是“催生办主任”。他不仅撰写了《人口创新力》与《人口战略》两本书，大声疾呼政府应大幅提高育儿补贴，生育、人口议题也常常出现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这份活跃让他被网友们戏称为“催生办主任”。
2023年，谈及这个外号时，梁建章的态度尚显中立，甚至略带排斥，表示“我并非直接鼓励生育，而是建议政府层面来鼓励大家生育”。到了最近的一次群访，他的回应则松弛了不少，说道：“如果大家觉得‘催生办’是指营造整体社会生育环境，那么这个称呼倒是挺好的。”
2025年，梁建章以个人名义在香港创立了创生基金，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大约5亿港元用于鼓励生育。他表示，“个人的财力终究有限，最关键的还是推动国家增加投入，切实降低育儿成本。”
在群访中，梁建章补充道，“目前阶段已经显现出一些积极迹象，但每月300元的基础育儿补贴显然不够，理想情况应接近一个人一份育儿工资，或许能达到每月几千元，而非仅仅几百元。”
就在前不久，携程宣布将在今年暑期，联合超过千家酒店及景区为多孩家庭提供福利措施，包括免费加床、免费早餐，以及合作景区针对第三孩及以上儿童实施免门票政策。与此同时，携程原创的多孩家庭主题微综艺《出发！儿儿女女》也正式上线。
在携程公布上述举措之际，梁建章也与媒体深入交流了他对多孩政策和家庭养育的新见解。
当被问及年轻人普遍存在的“不敢生”焦虑时，梁建章从经济开销和时间分配两个维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就经济开销而言，他指出养育三个孩子的总成本并非遥不可及，“实际花费远未达到许多人的想象，三点多的成本也并非两倍那么多，很多资源可以共享利用”。在时间分配上，三个孩子的家庭反而可能拥有比两个孩子的家庭更多的闲暇时间。“独生子女事事都需要父母操劳；两个孩子的家庭稍好一些，可以彼此玩耍；到了三个孩子，大家庭的优势更为明显，兄长可以带领弟弟妹妹，实现互助成长。”
对于社会上流传的“越穷越生”以及“敢于生育的多为富裕阶层”这两种说法，梁建章认为，在生活水平普遍提升的当下，它们已不再符合现实。“如今多数人生活在城市，普遍承受着时间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他期望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与企业提供的社会福利，让普通家庭也能充分体验多孩家庭的天伦之乐。
从宏观视角出发，梁建章强调人口因素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常被低估。
他指出：“若人口持续减少，企业的长远投资预期将受到制约。例如，建设景区或铺设高铁，十年二十年后的客流量只会萎缩，企业自然缺乏长远投资的决心。相比之下，将资源投入到‘人’的建设上，如向家庭提供资金支持，不仅能够直接刺激消费需求，更能提升整体经济的消费信心与投资预期。”
以下是群访的记录内容，经过编辑整理：
媒体提问：携程制作的亲子类综艺里，多孩家庭的孩子们互动和谐，这种模式可否复制？
梁建章回应：三孩家庭的散养教育模式，不仅易于实现，而且对孩子的成长与社交能力养成大有裨益。我们上一辈人的成长经历就是这样。
在其公司内部，确实存在不少三孩家庭。曾有一次放学后，一名约莫8岁的女孩独自到公司找母亲。询问之下得知，孩子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耗时近半个小时。完成作业后，她便与母亲一同离开公司。女孩为何能独立完成这些，正是因为在多孩家庭中从小培养的独立性——上学、搭乘公共交通等能力。所以，多孩家庭的孩子往往更为成熟，自理能力强，能妥善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安全保障也相对完善。
媒体提问：社会上对于多孩家庭存在两种标签化认知，即“越穷越生”和“敢生的多为富裕人士”，您对此如何看？
梁建章回应：当下强调多孩家庭要么极富要么赤贫的说法，已基本站不住脚。随着中国整体生活水准的提高，多数年轻人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多孩家庭普遍感到资源有限，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都面临压力。
事实上，能够生育较多子女的群体，一部分确是经济条件非常优越的人士，他们既拥有充分的时间，也具备经济上的充裕；另外，也不乏众多中等收入的家庭。我们期望通过政府的福利政策、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各界的便利措施，让每个家庭都能像富裕家庭一样，无忧地享受多孩家庭的天伦之乐。
过去认为农村地区多生育现象普遍，但现在农村同样面临着时间和经济上的压力。多孩家庭的生育重担，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媒体提问：诸多年轻人对生育多孩感到恐惧，担忧丧失时间、个人自由，或是经济负担过重，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梁建章回应：关于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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