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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云曾言“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相较之下，汉魏时期则更像一场小变局。“汉魏之间”系列将东汉至曹魏的历史作为基点，回溯前因后果，探寻小变局中的曲折故事。
古代中国里，爵位往往意味着土地、财富和身份尊贵——但奇怪的是，总有那么些人，就是不肯收下爵位赐予。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刚刚北征乌桓得胜归来，论功行赏，打算赐予田畴亭侯之爵位，食邑五百户。田畴却坚决推辞。这位平定边疆的功臣，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爵位。曹操一次又一次坚持，田畴也一次又一次拒绝，最后甚至以死相威胁：“如果实在不行，我情愿在您的面前刎颈赴死。”曹操束手无策，只好改封他为议郎——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田畴反而坦然接受了。
田畴的选择看似难以理解：他并非拒绝所有封赏，他所推辞的“爵”，与所接受的“官”，在汉末三国的士大夫眼中究竟有何不同？田畴的让爵行为并非特例，在那些看似“礼让”的表面下，隐藏着官与爵在概念上的区别，更折射出东汉“二重君主观”的遗留、世家大族间的利益争夺，乃至南北大族在理念上的差异。
“让风”为何会兴起？
周代曾是一个以“爵本位”为主轴的“爵—食体制”。进入秦汉，官与爵并行不悖，形成了二元制的“爵—秩体制”。到了魏晋时期，随着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各种等级序列被整合进一个一元化的“官品体制”中。简单说，爵位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分量逐渐减轻——但这不代表它完全失去价值。在汉末三国的动荡岁月里，爵位所代表的身份、权力和经济支持依然极具吸引力。东吴的丁奉在与敌军短兵相接前，曾对部下喊出那句著名的号令：“夺取封侯爵赏，就在今天！”这类激励之词在史书里屡见不鲜，足见爵位始终是吸引他人效力的有力工具。
可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让爵”的行为却慢慢多了起来。“让爵”，指的是拒绝或转让所接受的爵位。陶新华的研究显示，魏晋南北朝时期接受封爵的人常出现拒受（辞让）与转让（推让）的情况。严格来说，“辞让”与“推让”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前者是直接拒绝受封，后者是将爵位转给其他人。大致算来，从黄巾之乱到三国末年，辞让的数量远超推让，而两者背后的动机也截然不同。
表面看上去，这股“让风”源自古已有之的禅让与礼让传统。《庄子·让王》里尧把天下让给许由的故事深入人心，《尚书》《论语》《孟子》也对“让”大加赞赏。到了汉代，经学成为显学，儒生们推崇的“礼让”被士人奉为修身养性之道，引经据典、效仿古人便成为获取美誉的方式。
魏晋时期，刘寔在《崇让论》中对这股风气作了详细描述：
“让道兴起，贤能之人，不求而自至……贤德之士在朝堂上相互礼让，大才能之士，通常担任高官，小人不会在乡野争斗，天下因此太平无事。”
在当时士大夫的舆论中，“让”仿佛是解决一切政治难题的灵药。
可是，拨开“让风”的表象，“让”更像是种政治作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曹操晋位魏王时的举动：献帝下诏封曹操为魏王、赐予九锡，曹操则“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三次推辞之后便愉快地接受了。所谓“三让而后受”，早已成为一套固定模式。这种“饰让”，本质上就是给受赏者加上一层“谦让”的道德外衣。
说来好笑，当有人真正坚持辞让时，反而会受到非议。曹操认为不奖赏田畴的功劳有违法度，于是再次封田畴为爵位，而田畴四次拒绝。结果有司竟弹劾田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官加刑”。曹操犹豫不决，让世子及大臣商议，世子曹丕拿子文辞禄、申胥逃赏作比较，主张“不宜剥夺以优其节”，荀彧、钟繇也上表支持，田畴这才免于罪责。这个细节充满讽刺意味：在那个“让风”流行的时代，形式化的“饰让”被当作美德，而真正坚持辞让的人，反而被看作“违道”的怪人。可见，当时人推崇的并非“让”本身，而是符合剧本的“让”。
由此可知，“让爵”并非单纯体现谦让的美德，更关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让与不让，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道德考题。
辞让
在辞让爵位的个案中，汉末与三国展现出明显不同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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