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的这两句诗，原为抚慰友人而作，意在山河虽异，风雨共担却可同感。但细数近代全球卫生史，这份情怀却难幻化成真切共鸣。瘟疫横行时，固然人人共担此难，但定名疫病者与承受苦果者，向来并非同一拨人。这样看来，“万里同风雨”或许才是全球卫生史的真实写照。
人类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总遭遇双重困境。一是疾病本身，二是围绕疾病滋生出的知识、话语及制度。回顾历史，疫病命名、检疫代价分配、"卫生威胁"话语垄断等，向来非单纯技术性议题，更是权力性命题。这些议题引发的争端，往往比病魔本身更为持久，也格外难以消除。病原体或可根除，但卫生知识权力失衡的现象，却总以某种新形态延续下去。每逢重大疫情出现，这些矛盾便以强烈冲击力重现于国际政治舞台上。
这既是全球卫生治理的现实难题，亦是学术界的历史使命。2026年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十年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学界共识。对中国世界史与医疗社会史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一项具体而迫切的课题——重新审视长期主导全球公共卫生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框架，探究其来龙去脉与运作机制，并在材料实证与理论创新双重维度上，提出中国学界的独立见解。在此学术背景下，上海大学历史系张勇安教授推出《万里同风雨：卫生知识的谱系构建与全球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以下简称《万里同风雨》），这正是中国学者正视上述问题的正面实践。
一、全球卫生知识史书写的学术脉络
研读一部著作，需先理解其学术传承。知识史与医疗社会史在数十载交融中，逐渐形成以历史批判视角审视全球卫生知识谱系的研究取向。此取向非凭空出现，而是历经20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初两次方法论演进而逐渐成熟。一次是知识史方法介入医疗社会史研究，另一次则是后殖民批判对制度史传统的系统反思。《万里同风雨》正是在这两次方法论交替的交汇处，提出自身问题与回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社会史兴起，促使历史学者从社会史角度检视医学史研究，卫生知识由此从研究背景升格为研究对象。此前卫生史书写长期受"辉格式进步叙事"影响，聚焦于杰出医生的成就与标志性制度建立，将医学知识演变视为从谬误走向正确的线性进程。惠斯曼（Frank Huisman）和沃纳（John Harley Warner）在《定位医学史》（Locating Medical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一书的导言中指出，这类叙事传统在1970年代"新社会史"兴起前主导整个研究领域，学者们习惯"以简单方式援引传统医学史衬托自身工作重要性"，却鲜少真正探究卫生知识生产的权力运作。六七十年代后，欧美历史学者开始从社会史视角介入疾病医疗研究。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在《医学与帝国》（Medicine and Empire:1600–1960）中将这一时期定位于医学史书写的根本性转折点，指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开始将医学视为社会认识论，认为其与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在社会文化条件中形成发展"。这一转变意味着卫生知识不再被视作中性科学事实，而是转化成需被审视的研究对象。当然，从社会史视角介入医学史研究，与真正探究卫生知识生产机制之间尚有距离。知识史方法论的深化发展正逐步弥合这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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